第二章

在本篇第一章写完之后，仍然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但在一些关键技术没有完成之前，已经不适合继续深入下去，所以本章主要探讨和第一章相关的技术问题。

大概就这五个问题吧，实际上好多问题已经讨论过了，然而，在当时的技术下，虽然已经做了探讨，却因为技术不成熟，并不能完全给出答案，即使是现如今，也并非能够完全解决，只是经过再一次探讨，或许离正确答案稍微近一些就可以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会尽力按照提问的顺序，但因为这些问题有的相关性很大，所以难免会搅和在一起了。

第一节冬至点崇拜形成时间再探讨以及其与春分点形成的关系；十八神初探、解析《清华简·五纪》中“五官”与四分至的关系

冬至点崇拜的形成时间，其实在表3.1.4.1中已经列出了。冬至点的测定技术，说起来非常简单，就是立杆测影。通过立杆测影，定下冬至点的时刻，再通过对正北极，定位春分点、冬至点的相关星宿，以及冬至点的对星夏至点星宿。所以，这实际上是一系列的问题。

一、冬至点测定

我查遍了所有的星宿，其中天节或者与冬至点直接相关。在古代冬至点也是要盛大祭祀的。另外一个盛大的节日是端午节。这个天节，不可能是端午节。那么，如果它是冬至点，则其诞生的年代，当在柳星张为春分点之时，在早上南中可以观测到此星。具体的年代最早就在-9600年。这个冬至点崇拜，不是简单的冬至点确定，而是意味着北极崇拜的原点的确立。

虽然这样，也还是有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在-3300年，天节为春分点。在-4160年，神农氏已经建立了明堂，后天坐标系已经建立，冬至点成为地上最高的统治代表。在这前后，诞生了很多以冬至点为基础的文化。包括奎为封豕的文化，并且一直延续到室壁宿和女虚危宿。-3300年属于女虚危宿为冬至点的时代的早期，此时，毕宿的天节为春分点，危宿为冬至点。这时候，已经产生了一种技术，就是在冬至点的那天的傍晚可以在南中天观测到春分点和北天极在一条子午线上。之前提到过，这种对正技术，是把白天测到的冬至点的日子，在傍晚复刻到天空中，并标记下春分点。这个春分点就是天节，在此时，它的出现，标志着冬至点的确立。所以，也有可能在此时，把看到天节出现的南方中天的日子，定为春节，所以，似乎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但是，唯一不足的是，用春分点表示冬至点的节日，似乎不怎么恰当。尤其是，此时的星空技术已经炉火纯青，大家已经知道冬至点在女虚危宿。

前文也提到过，虚宿也被称为天节，但他和毕宿的天节星不一样。虚宿的天节名称是别名，按《观象玩占》：

北陆出现在这里，在某种意义上和天节一样，代表着北方。但是天节的意义却比北陆的定位更为精确，代表着冬至点。虚宿又名颛顼之墟，也是为了纪念颛顼大帝，也许是他标定了虚宿冬至点。虚宿为天节，为冬至点确定之后，则毕宿的天节当然也是冬至点，自然毫无疑问了。毕宿为天节，其上年代限距今11600年，依靠传统文献的推理手段，是断然找不出这么早的冬至点的。在这里，冬至点也是北极的代名词。

接下来是井鬼宿为春分点时，奎娄宿为冬至点。在双墩文化中出土了被称为屏封的双头猪图案，据说距今约7300年。距今7000年的河姆渡文化，也出现了双头猪陶钵。安徽凌家滩文化也出现了双头猪加鸟头的八角太阳纹玉石。良渚文化中也出现了头部带有菱形纹，象征着北极天帝的神人兽面纹。据说良渚文化的年代上限在距今5500年左右。这种菱形纹在路易长子口，陕西宝鸡纸坊头，河南洛阳北窑等出土玉器中都有发现，是广泛被采用的一种符号，在金文中屡有出现。这个符号，就是北极。其和凌家滩的山字纹，宀字纹一样，既是天盖的反映，又是天盖的主宰，北天极的替代。

然而，不管其出土如何断定，这些文化的渊源可以更古，他们的文化源头，就是井鬼为春分点的年代，娄为狗，奎为狼，也为封豕。所以奎为冬至点的时间上限为-6800年，距今整整9000年。但是，前文也提到了，此时尽管已经产生了封豕崇拜，但是，相应的玉器崇拜或者并未产生，玉石文化要到觜参为春分点的时候，这个年代的上限为-5400年，距今7400年。但是，-6800年时，尽管没有玉器，也许会有别的陶器之类的图案出土。在双墩文化中出土了被称为屏封的双头猪图案，据说距今约7300年，就说明了一切。将来也许可以看到接近距今9000年的猪崇拜文物。猪崇拜直到壁宿为冬至点，即觜参宿为春分点的时候依然存在。在此后续关于《山海经》的相关研究中发现，諸沃之野和室壁宿相关，位于地平坐标系西方，其初始年代至少在-12800到-10800年之间。至于室壁宿为猪豕，当是其位于地平坐标系的北方，约在-17500年，也就是说，室壁宿为猪豕的起源比我原来认为的更早。

在女虚危为冬至点的时候，想必大家都很熟悉了，这一段时间诞生了黄帝和夏商周文化。所以，冬至点文化至少起始于胃昴毕，一直延续到斗牛为冬至点的文化。

在女虚危为冬至点的证据，就是出土的曾侯乙墓天文图，其中，意味深长的“所尚若陈”，也许可以作为天节星作为冬至点的证据。

那么，有人要问了，觜参和井鬼宿有没有发展出以冬至点为主的文化？按照此时的分析，我的答案是，没有。也许，进一步的证据或者也可能。说没有，是因为暂时没有证据，首先是没有相关文化的遗迹被发现，假如觜参宿和井鬼宿为冬至点，对应的春分点分别为翼轸宿和角亢宿，那时候正处于伏羲女娲时期，刚刚发展出了以物候定春秋分的技术，而且这春秋分还只是名义上的春秋分，只是粗略的春季或者秋季而已。所以，暂时认为此阶段不可能有冬至点技术，最多或者只是出现萌芽。冬至点技术的出现意味着四分至已经明确，意味着立杆测影技术的出现。所以，只有，也只有这一技术出现之后，才能准确地定位春分点。至于冬至点立杆测影测定技术的出现，意味着同步出现了准确春分点测定技术，测定冬至点的目的，就是为了准确地定位春分点，定位四季，不误农时。

那么，如果天节确实是冬至点的话，这一年代的上限是-9600年。接下来，轮到奎娄为冬至点，这一冬至点文化的崇拜的动物就是猪，特点就是獠牙加上眉心位置的菱形纹、山字纹。这一文化标志出现兴隆洼、高庙文化、凌家滩文化、良渚文化，甚至在三星堆也有发现。以往，大家多认为其出现与家畜的驯化与饲养有关。诚然，这或许只是一个侧面，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冬至点文化。至今回民不吃猪肉，或许也是由于这个原因。这个文化的兴盛期足足跨越了两个30°，即从奎娄宿为冬至点一直到室壁宿为冬至点。古代有刘累豢龙的传说，我感觉，这个龙，也许就是猪豕，红山文化出土的所谓玉猪龙就是明证。不仅如此，这个猪崇拜还被记录到了天文图上，室宿，危宿，二者合一我认为就是所谓的豕韦氏。上面提到过，这一文化上限至少距今9000年。

天节星为冬至点，那么，在此时的冬至点崇拜物是什么？要找到这个崇拜物，还要从源头找起，从华胥氏找起，从西王母找起，从伏羲氏找起，从女娲氏找起。她就是鱼，也是龟。他是猰窳。但最终落实到后天坐标系的北方，就只剩下了龟和鱼。而在天节离开冬至点到达春分点之后，她的禽称和形象变成了鸟，鱼被蕴含在五车三柱的别名之中。这个鸟的形象，就是大汶口文化玉雕中的著名的鸟，这个鸟的形象还出现在三星堆文物中。这个鸟的形象，其实我已经在本文中展示过了，他就是图1.3.3.2中1图、2图、3图的图像。其实他们的图像在位置上不能完全和天节星对应，这也说明，这个星宿的演变实际上更早，其过渡期，起码要对应到参宿，或者是五车的位置，这里有金乌，有鱼。这就是龟鱼崇拜的后期崇拜，这是华胥祖宗文化在那个时代的延续，直到今天。

前文也提到了“鲁”这个文字的由来。其实他不仅是山东的简称，也是祭祀文化的一部分，鲁即旅。大旅上帝，就是大鲁上帝。旅为旗帜，其既与春分点有关，又与冬至点有关，难以分清，所以，这就是，我之前根据旗帜推断春分点失败的原因。我认为旅字、旗字等的发展就与立杆测影有关，其也是斗建定位的基础。建字也是如此。金文的旅字，其中有一个图形，其上有一个㚔。见《集成》1369、1371-9¹。在图2.1.4.14 《集成》5550中还有一个字㚔丁，在月阳的名称中，有一个字为圉。著名的甲骨文解析，如对《合集》28997中的人执字，其从㚔从丮，即所谓的执字，那么这个执字，到底手里拿的是什么？彝族毕摩做道场用的星名有一个为“沙聂”，意思为驾驭八方的天神。聂通㚔，沙聂就是沙㚔。这是个位于中央的神，她是，也只能是北斗。或许斗的远古音韵就是沙㚔。因而，《集成》5550的㚔丁，照样就是斗。则此图为栻盘无疑，人所共知，栻盘中央为北斗。摄有引提，牵引之义。摄与执韵旁转，《合集》28997的手中拿的东西，应是一个类似北斗一样的带着指针的东西，这自然也是栻盘。或许这才是“执”的本义，也是臬字的本义，某些情况下，执就是槷。也是聂、摄、聂、槷等字真正的原始的含义。说执为摄是有依据的。根据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老子《道德经》，其中第《生死》篇中地十三部分中有文：

其中执与摄间的联系关窍可见。而聂、摄等字强调的是通过附耳星对正，槷、臬才从木，表示为，立杆测影，或许这就是其发展历程，然而，究其本质来源，却是以北斗对正相应的星宿。那么，在毕宿的那个附耳，也就可以得到解释了，那是在-3300年时，正午通过立杆测影确定冬至时刻之后，再等待6个时辰，通过设定栻盘的中线，对准天上的北极天乙，此线穿过附耳这个春分点，也就定下了春分点在星宿上的位置。如此，所谓的“大旅上帝”的意思就不言自明，其实是远古在冬至时刻，标定春分点的活动。那么圉字呢，其从囗从幸。我不知道幸字是如何取代㚔字的，或许只是字形类似而已。【玉篇·㚔部】，㚔。今作幸。所以圉字应从囗从㚔。【说文】，幸，读若瓠。圉，【说文】为囹圄，拘罪人，掌马者。我之前解释为舍，屋宇之义，字典未见此义。掌马者，在古代，可不仅仅有养马之义，而是司马。司马的意思是养马的吗？那是官职。司马迁家族是干什么的，是后世司天监一类的官职，更早是制定历法，掌握军权的。而司马的本义，或者应该是禽称马的代表星宿位于夏至点之时诞生的，其实是司此星宿。前文分析的房心宿的天马，柳星张宿处的禽称马，皆有特殊的含义。所以，我认为，这个圉字，乃是制定历法的地方。这就是明堂。甲骨文中有上囗下㚔组成的字。这个字就是睪，其有司视和拘捕罪人之义。司视，查看的是什么，我认为本质应该是对正天上的星宿。所以，不论是幸，还是㚔，其实都是那一个天上的北斗指针，以及具化到栻盘上的那个指针。这个㚔，如同地上圭臬的臬一样，是放在天上的玄圭，在不同的部族或者演化路径不同，前文提到的“帚、微”也是如此。其实，在前面我分析过晷、咎、皋，认为三个字音韵一致。并且在月名中的意思为日晷的晷。如此，则睪与睾、皋、杲、臯也是同一字的分化。他们与晷，与臬，与槷也是无别，皆为测日之表的转用，晷与圭的韵也是旁转，则圭臬的音韵实际也是通转的。这说明，古人把同一功能的词，赋予了近似或者相同的音韵。因而，圉这个字，必然为制定历法之处—明堂。

在标定后春分点之后，如果再等6个时辰，则为子夜，此时，用同样的方法，可以标定夏至点星宿在南天中的位置，如果再等6个小时为凌晨，同样可以标定秋分点的位置。年年如此，下一年就可以通过确定的春秋分点以及夏至点的位置，调整时刻，标定冬至点的位置。这些活动做得久了，就会逐渐形成一种祭祀仪式，而其本来面目却逐渐被大家遗忘。

因而，月阳中的修圉，月名中的秉余，或者都是记录的圉字的音韵，只是写法不同罢了。其真正的目的，也不过是在春分点时，在傍晚，通过栻盘对正夏至点的位置，而这个位置，就是天上的（天文图）明堂位。不论是修圉还是秉余，都可以解释为明堂或者与其相关的活动。而修为整饬，为纹饰。秉为执持，或者持有类似栻盘之类的天文仪器。这些活动都与明堂有关，与制定历法相关。或许就是这样。

至于在北斗作为摄提的指针之后，或者槷或者臬，作为测影的表木，才参与了历法的制定活动。而圭和作为半圭的玉璋，是后期才被采用的。根据出土资料和传世资料，至少夏代时已经有了玄圭，【书·禹贡】，“禹锡玄圭”。而根据二里头的出土资料，已经出土了玉圭。至于最早的玉璋，为山东海阳司马台遗址出土的玉璋，为龙山文化，约在-2500年前后。这些玉璋与玉圭，为玉石材料，不容易腐烂，而早期的槷与聂，因为为木质，早已经看不到踪影了。但作为天上玄圭的北斗，其依然可见。槷与明堂有关，与圉有关。从《苏州石刻天文图》上的阙丘来分析，阙与槷的音韵为双声叠韵，可以确定，双阙就是槷的残留。阙与朔音韵关系密切，或者阙为早期观月影之所，再后来演变为觀日月之所。朔从屰，又与魄通，魄，月始生也。其又通戟，而戟，根据【礼·明堂位】，越棘大弓。棘通戟。为明堂立威工具。或者与早期灵台测影活动有关。

二、四分至的其他别称：目、鼻、口、耳及五行中心的“心”

关于春分点与冬至点的标识和名称，我最近读了《清华简·五纪》，其内容我摘了一些：

“一直，二矩，三准，四称，五规，圆正达常，天下之度。直礼，矩义，准㤅（爱），称仁，圆忠，天下之正。礼青，义白，㤅（爱）墨，仁赤，中（忠）黄，天下之章。”

“后曰：目相礼，口相义，耳相爱，鼻相仁，心相忠。后曰：天下目相礼，礼行直；口相义，义行方；耳相爱，爱行准；鼻相仁，仁行称；心相忠，忠行圆裕”，“后曰：礼鬼，义人，爱地，仁时，忠天”。

将其绘制成图3.2.1.1，图中只标注了东西方向，没有标定南北方向。按照摘文，暂时难以确知是先天还是后天坐标系的内容。战汉时代的著作往往会搞错方向，如果这套东西在战汉之前，其为先天坐标系无疑。我仍然怀疑其表述耳目口鼻的这一套系统为先天坐标系，为上北下南排列。而青赤白墨这一套系统为也为先天坐标系，如同楚帛书。也就是按照黄道的方向排列。然而，战汉的附会者并不懂这些，以后天坐标系生搬硬套，发生错误。我摘要此段文章是有目的的，如果按照先天坐标系排列，此图刚好可以作为本章第一节的注解。当在-9600年，附耳位于冬至点，天目位于春分点柳星张，鼻位于夏至点氐房心，口位于秋分点女虚危，可参考图3.1.8.1中的2图。也就是说图3.2.1.1实际上就是先天坐标系中的四分至图。解读一下：东为青色，为目，为春分点；北为赤色，为鼻，为夏至点；西为白色，为口，为秋分点；南为墨色，为耳，为冬至点。中间为黄色，为土的颜色。这就是五行的起源，而且是以先天坐标系的模式。与楚帛书是一致的。

“大角为耳，建星为目，南门之间为鼻，箕为口，北斗为心，壁为肺肝，狼为胤（肾），伐为朘，轸为尻，奎为（木真心），甲午之旬是司”

其内容与前述大相径庭，这后一部分内容，应为道医类文献，以人比星宿，是天人合一的理论。按照网友“先秦子居”对《清华简·五纪》的解析，五纪为杂合多种先秦材料而成，出自非专业人士之手，难免令人惋惜。然而，毕竟保留了一些原始的资料，冀或一用，也是不幸中的万幸。

然而，如果按照传世或出土天文资料记载，古代确实有以眼耳口鼻比喻星象的。马王堆帛书《十六经·立命篇》书为：

“昔者黄宗，质始好信，作自为象。方四面，傅一心。四达自中，前参后参，左参右参，践立履参。是以能为天下宗。”

“谚传夏夜有星象，俨如巨人冠进贤，口鼻四星即房宿，二三颇明下暗然，当头一点钩钤是，钤畔一微键闭言，头上双星近者日，冠前曲四是西咸，冲冠三暗称为罚，冠后四黑名东咸，当腹两点积卒是。〈原属心〉稍前相似名从官”。

按照房星为口鼻，则应是其先为鼻，后为口，先做的是夏至点的星宿，后成为秋分点的星宿。

除了耳的记载之外，《乾象典》中也有类似口和目的记载。按《诗纪·历枢》：“箕为天口，主出气”。按《观象玩占》：

“毕八星，附耳一星，又曰军车，主边兵。弋猎田狩之事，一曰天耳，一曰天口”。

毕宿为天耳，为天口，按照图3.2.1.1，则其曾为冬至点和秋分点。为冬至点，已经分析过了，为-9600年的事情。为天口，则是-15000年的事情，这个正是之前分析的“数起角亢”的年代。

“奎十六星，天之武库也。一曰天豕；亦曰封豕。主以兵禁暴，又主沟渎，西南大星所谓天豕目”。

从记载看，昴星既为耳，又为目，则应当是先做的耳，又做的目。先为冬至点，又做了春分点。这点倒和我分析的毕宿附耳是一样的。奎为目，是说奎宿为春分点，这和我分析的不一致，我认为奎宿至少为冬至点并创造了灿烂的北极文化。

不过，关于目，我认为不仅仅是只有一个目字记录的春分点，进阶篇中寻找春分点所分析的相星以及天相，都是对目的拓展。所惜这些记载耳目口鼻的资料并不系统，只能拼凑一些，可就怕万一出错。关于正式的春分点，当然是在测定冬至点之后才能真正定下来，然而，文献记载的一些“天相、天目”之类的春分点应该是用物候历的方法，以地上山脉定位天上星宿，得出大概的春天方位。这些鱼目混珠的要鉴别出来。真正的春分点最远应从柳星张算起，然后依次是井鬼、觜参、胃昴毕、奎娄、室壁。

柳星张之前的翼轸宿、角亢宿、氐房心宿、斗牛宿的春分点实际上可能为纯太阴历历法的施行阶段或者历法萌芽阶段的历法，这些前面其实已经有分析了。后世人记录时按照当时的历法，将其误归类于阴阳合历。如此，则神宫或者早期不是明堂，而是子宫和神崇拜。最早的明堂应当就是房心明堂。此处代表着柳星张为春分点之时的明堂位，此处也是对在胃昴毕处立杆测影确定其为冬至点的确认。

如此，则本部分可以确认，附耳首先是为-8600年冬至点，在-2200年左右变为春分点。而附耳的由来，也是《清华简·五纪》中“耳相爱，爱行准”的由来。准，即权，也和权衡呼应。

三、关于《清华简·五纪》中其它一些术语的分析

这些术语，“先秦子居”是大家，解释得非常详尽，本人受益匪浅。但是仍然有一点东西想要和大家探讨一下，故而，在这里提出一点浅见。以下是《五纪》中的部分原文，据此，制定图3.2.1.2十八神。

“后曰：凡此十神又有八之日，上甲以爰辰，凡此羣祇之日辰爰日。凡羣神之号：天其号曰苍皇，高畏，上甲有子。地其号曰降鲁，天合有土，上甲有戌。四荒同号曰天荒，有光司晦，上甲有申。四冘同号曰天冘，行猷有伦，上甲有午。四柱同号曰天柱，建安有常，上甲有辰。四维同号曰天维，行望四方，上甲有寅。”

按照后天坐标系模式，画出所谓的十八神。四冘在四分至的位置。四柱的位置位于四分至的位置，且偏离30°。四维的位置在四分至位置的另一侧偏离30°。四荒的位置在图中并未画出全部，而只是画出了文中“上甲有申”的位置。

首先，解释一下句式，诸如“上甲有X”的范式。其实，这个句式是表明每个月上甲日，并不是干支纪日，否则，按照十八神的引文，全年的应有六套从甲子到甲寅的甲日旬。如果，按照6个甲子旬排布，则十八神就乱套了，故而，此种排布方式应为十二辰表示月份，天干表示每月的旬日，一月三旬，全部用天干表示，一月有三个甲日，上甲就是第一个甲日。如此，上甲有X，就是X月上甲日。

如此，十八神引文可以翻译如下：天的号为苍皇，高畏，子月上甲日爰神。地的号为降鲁，天合有土，戌月上甲爰神。四荒同号曰天荒，有光司晦，申月上甲爰神。四冘同号曰天冘，行猷有伦，午月上甲爰神。四柱同号曰天柱，建安有常，辰月上甲爰神。四维同号曰天维，行望四方，寅月上甲爰神。

爰的意思是引，这里应有迎接神的意思。“凡此羣祇之日辰爰日”的意思为上甲日为神引日。

天神之爰日，在子月的甲日，就是子月的第一天，子月代表着冬至点所在的月，这是代表着以北斗北极定位的后天坐标系历法，其施行的根本，在于定位冬至点。北极为天。

地神之爰日，在戌月的甲日，为什么是戌月？因为在后天坐标系中，此月为太阳运行之正月，正月日月合朔的起点在这里，其运行方向与北斗相反。在这里，似乎也阐明了《五纪》的天地的概念，天与北极有关，地与日月阴阳四时有关。所以，也可以看出，在十八神存在的这个阶段，天地的概念就是如此。从戌月的功能，也可以判断，此18神制定的年代至少为-3300～-2200年左右。

先秦子居把天冘称为四陆²，也无不可，但是关键在于明确其意思。我认为这是四分至所在的月，而非四象所覆盖的每象三个月的全部季节。我们会看到，《清华简·五纪》实际上把除了四荒之外的一年十二月分配了各自的功能。四冘的神位在于午，午位为后天明堂位，这个前面也有分析了，春分时节的傍晚可以在南中天统一迎接四冘，而不必四时迎接。则四冘的位置实际上为子午卯酉四个位置所在的月份之神。同时，也可以看出明堂位的重要性。

四荒，按照我的理解，当位于天地视野之外，迎接四荒神的神位也只有一个，就是申月的甲日。申为觜参宿所在之处，其禽称为玉、为石，为环，正是祭神所用。申通神，也隐隐暗示如此。

关于柱这个字，出现在《清华简·五纪》中，然而，未知其来源。查一下相关关于柱的文献。

这其实是北极的说法，为某一年代，北极在紫微的第五星。北极在中国古代有很多别称，比如太乙，比如天一（阴德），比如太一，这些星宿都在星图上，却在不同的位置上，究其原因，不外乎岁差的变动，不同年代其位置变动而已。还有北极以及勾陈口中的耀魄宝，都是如此。

库楼十星，其六大星为库，南四星为楼。在角南一曰天库，兵甲之府也。旁十五星三三而聚者，柱也。中央四小星，衡也。主陈兵。

天柱，建政教，悬图法之所也。常以朔望日悬禁令于天柱，以示百司。周礼以正岁之月，悬法象，魏之类也。

三台六星，两两而居，一曰三能，一曰三衡，一曰三奇，一曰天柱，一曰天阶，一曰泰阶，三公之位，诸侯大夫之象。

五车五星，三柱九星，在毕北。五车者，五帝车舍也。五帝坐也，主天子五兵，一曰主五谷。

以上关于柱的记载倒是有几个，但还是天柱的称呼切题，重要的关注一下两个天柱。一个天柱位于紫微垣，一个三台天柱位于太微垣上方，北斗天理之下。紫微垣天柱为示百刻，悬图法，建政教。“示百刻”，就是此处有漏刻的功能，每日百刻，指示日夜时辰。“悬图法”，则是张悬历法，前文已述及所谓的图法，就是以图的形式绘制的天文图。“建政教”，这里先简单地提一下，“建政教”，即所谓的“革正”，起初，为历法制定的推算四分至之正，后来演变为革政。天柱应位于恒显圈内，类似于渐台星的功能，则此年代在-4500年以内。

至于紫微垣如何能成为悬图法之处，是以其为统治的中心，而北极成为统治的中心，必然要晚于太阴历。太阳历当晚于太阳历，而斗建也要晚于或者同步于太阳历。斗建的成熟必然是不可能早于太阳历，在太阳历逐渐成熟之后，以北斗的斗建取代传统四时八节协调的太阴历而成为一种新的历法，作为太阳历的辅助，在某一时间段之内，其应该是非常精准的。说斗建是一种阴历历法，从北极的别名或许可见一斑。然而，其属性虽为阴，但实际上与太阳黄道十二均分位置的太阳历是一一对应的，所以，实际起到太阳历的作用，理解为阴阳合历也未尝不可。北极又名太一，又名太乙，又名太极，又名太阴。太阴与太阴历历法的名字一致，其功用一致或许是主要原因。这也是历代混淆的原因。斗建的目的是建立十二月太阳历，取代传统太阴历需要闰月不确导致的失准等问题。却没有想到这个也只是权宜之计，太阳历也会因岁差而失准。

关于三台天柱，则是对应着黄帝以来的时代，约在-2800年前后，三台开始进入了类似前面明堂和灵台的功能，或者也起到了类似悬图法的功能，故而，也称之为天柱。

总起来说，这些天柱和《清华简·五纪》的天柱似乎不是一个类型。

天与地的概念其实人人都明白，然而在历法中，似乎又很难说得明白，比如本节五纪中的天与地，又比如天干和地支。这里着重解释一下天干与地支的天地概念。其实，也是非常难以说清楚的，本部分我思考了很多天，决定还是写下去吧，不管能否表达清楚。

先说天干与地支的大概念，这两个概念首先是相反的。从字面意思上，天干为天的主干，地支为大地枝干。何为地支，我认为是以测定月亮运行规律为目的的，采用朔望月所形成的太阴十二个月，为地支，具体应该还包括其形成的文字。所以，每月首先是从朔月开始累计的。月起于西，日起于东。在中国古人的观念里，阴阳一直是贯穿的，月在西，为阴，月为阴之精。日起于东，为阳，日为阳之精。阳为天，阴为地。天是以测量太阳运动规律为目的，地是以测量月亮运动规律为目的的，所以，也许这才是天地的概念。如此，月亮附属于地球的关系，也许在古人心中也是明了的，否则，缘何以月代替地？如果说，地是以月亮制定历法，代表大地的气候与节气的运行规律，那么，天以太阳制定历法，难道不也是代表着地球季节的变换规律？！如此，如何区分天地？

从日月黄道的运行规律看，其实运动方向是一致的，只是快慢不同。如此，岂不是概念又有混淆？

其实，我觉得还应该加上一些限定词。天干的天是在早上凌晨研究伴日星宿的运动规律为主的，逐渐形成了十干。其早期目的是为了消除地支运行纪月的不准确，其开始为二干，后发展为四干，进而八干，十干，进而发展为十二月。这可以从月阳与月名的发展中观察得到，也可以从天干的进化路线中观察得到。设置天干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改善太阴历纪月的不准确性。当其为二干，四干之时，可以解释为一年两季或者一年四季，进而一年四季八节。传说的女娲正四极，伏羲画八卦，就是如此，所以，八卦一定是历法。从前面分析的维与极可以看出，在彼时，四时也不是立杆测影确定的标准的四分至，而是一种依靠偕日升和偕日没技术确定季节的近似的方法。或者只有当四季八节发展为十月历之时，才会完全抛弃太阴历，成为真正的十月太阳历，进而最终发展为十二月太阳历。再发展，又可分为十六节气，二十节气，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等。季节与节气，究其原理而言，并无本质不同，都是太阳历。十月历的存在，彝族历法就是活的传世太阳历典范。而十月历取代太阴历，也是有文献记载的。陈久金先生的《中国少数民族天文学史》，记录了彝族文献《日月星辰书》³，就是十月历取代太阴历的例子，其取代的目的说得也非常清楚，就是为了消除太阴历的混乱与不准确。此书p358页，居然记录的一年二十个节气的历法，不仅与山西临汾陶寺出土的天象台的二十个节气相同，与我前面假设的二十个节气也是一致的。一年二十个节气的设想，源自我早年得到的一块石头，出自陕西，上面刻录的二十个环形点状标记，以为就是二十节气。

斗建的概念与天的概念息息相关。斗建的历法，其天就是北极。本节前面分析了可能存在的冬至点，包括胃昴毕，奎娄、室壁、女虚危宿等。并且也分析了女虚危为冬至点时，确定的采用了斗建的历法，其使用年代期限可从-3500年到-1400年。那么，在这之前呢？在室壁宿和奎娄宿为冬至点的时刻，是否采用了斗建？在解析了觜参宿为春分点的时刻之后，我发现北斗的指针可以通过贯索和小斗（即斗星）连接尾箕宿。可是没有相关证据，我重新查找了和北斗相关的书籍，发现还真有记载，《史记·天官书》：

“杓端有两星：一内为矛，招摇；一外为盾，天锋。有句圜十五星，属杓，曰贱人之牢。其牢中星实则囚多，虚则开出。”

这个句圜，就是所谓的贯索，附属于杓，如此，和我的设想是基本一致的。即觜参宿为春分点或者说室壁宿为冬至点时，北斗可以通过贯索、小斗指向尾箕宿以实现斗建，我验证了一下，基本是符合正南北东西方向的，符合之前用斗建的假设。

那么，井鬼宿为春分点或者奎娄为冬至点时呢？还能使用斗建吗？按照《史记·天官书》：

北斗七星，所谓“璇玑玉衡，以齐七政。杓携龙角，衡殷南斗，魁枕参首。用昏建者杓；杓，自华以西南。夜半建者衡；衡，殷中州河、济之间。平旦建者魁；魁，海岱以东北也。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

那么，什么是魁枕参首？其实，这个很好理解，魁即斗魁。其首正对着参宿，这是和用斗杓斗建一样，也是一种斗建体系。衡殷南斗，就是北斗第五星衡和南斗的连线，这个连线形成了一个斗建体系，这个体系也和用斗杓体系指向氐宿和心宿进行斗建一样。所以，所谓的“杓携龙角，衡殷南斗，魁枕参首”实际是一种三位一体的斗建体系，可以根据测绘者所处位置的斗建地点，按照斗建时间的不同，进行斗建部位的调节，不必只用角亢宿作为斗建指向牵引星宿。在胃昴毕为春分点之时，用部位“杓携龙角”实现斗建。

以斗杓斗建指向心宿，我之前并没有探讨过，陈久金先生已经分析过了，在《中国少数民族天文学史》中进行了详细的分析⁴。如此，则在-9600年，依然可以实现斗建，或者也可以采用的昏建“杓携龙角”体系。心宿为大火，-9600年，其为夏至点，春分傍晚可见于南方中天。见其出可以定季节。至于其一年到底是几个月，还要进一步分析。这和之前我在本篇上一章第八节中，分析北斗的旋转方向中得出的结论似乎有矛盾。矛盾之处在于感觉那时候北斗不可能用于表示季节月份，但如果在那时只是如《尧典》中指示四分至所在的位置是可以的。

根据之前对四方风甲骨的解析，发现“维”为神名，为每季孟月，则其必定为十二月份，这其实是对应着觜参宿为春分点。然而井鬼宿、柳星张为春分点时，是否也是十二月份呢？这就需要通过进一步分析来论证，在本章只能说拓展了本篇第一章的北斗应用范围，将其从胃昴毕为春分点拓展到觜参宿为春分点，划分十二月。那么依靠什么来分析呢？我想用在第二节中，关于月名和月阳以及与天干的对比来解析，寻找一丝契机。

何为革正，何为革命？其实这个词语来源于《诗泛历枢》“卯酉为革政，午亥为革命，神在天门，出入侯听”。这个革命，可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改朝换代的革命，而是一年的结束和重新开始。午在夏至点，位置在四分至，可亥并不在冬至点，而在孟冬位置，为什么称为革命？其实，这个和岁差有关，创立革命一词的那个时候，应该革命还在冬至点，随着其偏离，只留下了记忆。革，改，更也。命，和令一样，字从节。而节，就是来源于天节星，这个星宿在胃昴毕为春分点时，其图形可以是一个S形，见图3.2.1.3，也可以是一个节字形，见图3.2.1.4。其年代应该至少有两个，第一个是约在-3300年，毕宿天节以及附耳为春分点；第二个年代在-9600年，毕宿天节以及附耳为冬至点。第一个年代是以冬至点傍晚酉时对正春分点的技术，此时可以在南中天观察到春分点星宿天节；第二个年代是直接在春分点在凌晨观察冬至点，早上卯时，在南中天可以直接观测到天节星位于中央，且穿过附耳，这也是耳字的来源，同时，此时刻也符合《清华简·五纪》中描述的“耳相爱”，且“爱”位于冬至点。这两个都可以用虚宿也为天节的称号来进行解释。虚宿为天节，说明在虚宿为冬至点时，其为天节。

这个节字，也是四方风甲骨的所谓的北方风的字的部首之一。而S形纹饰，在巴蜀图语中屡屡可见，在商周青铜器上屡屡可见。我认为这个就是节字。为什么只有冬至点可以称为节？这个与实际的节日有关，比如，我们古代冬至日为盛大的节日。就彝族过节的传统来说，分为星回节和火把节。火把节的节日应起源于夏至日，而星回节却是冬至日。当然，这两个节日的时间存在争议。但无论如何，却与节日有关。中国传统的端午节为十月历时期的夏至点。而星回节，星回，一年一次，我去年节日看到的那个星宿今年节日又见到了。关于星回，《礼记·月令》：

“是月也，日穷于次，月穷于纪，星回于天，数将几终。数终而岁且更始”

这段话，本来是解释星回的，可其实已经把革命的意思讲得非常彻底明白了。岁且更始，一终一始，就是革命。数终的终，与节字异曲同工，我怀疑四方风甲骨的北方风从节，且或许与冬字的演化有关。至于午为什么也是革命，是冬至点时因为日月在大约同一经度，日在南而月在北，如符合节，故曰天节。同样，夏至点时也是如此，只不过日月位置颠倒。冬至点和夏至点，正所谓“冬夏致日”的时期，也就是所谓的革命，因而，辕固所说汤武革命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革命，不仅仅体现在胃昴毕为冬至点的时候，即使在女虚危为冬至点的时候也是如此。在虚宿为天节时也是如此，即使虚宿附近的星宿，也参与了此功能。根据《史记·天官书》：

危东六星，两两相比，曰司空。〈注〉《正义》曰：危东两两相比者，是司命等星也。司空惟一星耳。又不在危东，恐命字误为空也。司命二星在虚北，主丧送。司禄二星在司命北，主官。司危二星在司禄北，主危亡。司非二星在危北，主𠍴过，皆冥司之职。

司命，就是司革命，从根本上，就是冬至点的确定和祭祀。按《汉书·天文志》：

司寇，为秋分点。司空，为冬至点。司空，掌水土事，冬季平水土。从空字的构型分析，其上部为天穹，为天盖，下部为测量工具，其音韵与命字的音韵为耕東韵旁转。空，即虚，也是一年节气的尽头。女虚危又为司寇，说明其不仅为冬至点，还曾为秋分点，其为秋分点时，正是柳星张为春分点的时刻，即-8600年左右。关于司徒、司马、司寇、司空的分析，见高级篇第五章第二节的“四神与四官的联系”相关分析。这说明，危东六星，也起到了革命的功能。

革政，位于春分点和秋分点，革政，实际应源于革正。《齐诗》，辕固有“四始”“五际”之说，其云：

“午亥之际为革命，卯酉之际为改正，卯，天保也；酉，祈殳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然则亥为革命，一际也。亥又为天门，出入侯听，二际也。卯为阴阳交际，三际也。午为阳谢阴兴，四季也。酉为阴盛阳微，五际也”。

这里，辕固认为午为阳谢阴兴，似乎言犹未尽；亥为汤武革命以及物候，汤武革命的说法未免牵强。然则卯为阴阳交替，酉为阴盛阳微，似乎也并未能让人茅塞顿开。酉，祈殳，有的版本写作祈父。其实，祈殳，更切题。殳，就是摄殳，又名连架，就是打谷的架子样工具，我小时候见过，用手把持，持续不断地敲击麦子或者谷物以脱粒。这明明意味着秋收的季节。而祈父，就是祈福。其实不论是天保、祈殳、采芑，还是大明，都是《诗经》中的篇目。卯为天保，天保就是大保，《山海经》中也有葆山，就是保山，也是宝山，这个保字，与春分时节有关，根据《观象玩占》：

“太微宫垣，十星在翼轸之北，天子之庭，上帝之所治。一曰：天庭，一曰保天，五帝之座。”

则天保就是春分时刻的代名词，然而，就其处的位置来说，葆山似乎应该在秋分点的位置，而保天处于春分点傍晚观测到的南中天的夏至点的位置，即明堂位。这个保天，实际上是一种对正夏至点位置的标志。保天和天保是有区别的，天保似乎应为春分点位置。

革正，早期为春分点无疑，在明堂成为正统位置后，明堂位取代了春分点，成为祭祀点位。正，就是政，政务。这个政务可不是一般的政务，乃是天子发布政令，这个政令在更早期就是颁布历法。在冬至点定位春分点，做出一年的历法。关于郊祀之礼，历来争议不断，实际是按照我之前的分析，其有两个来源，一个是与春分点有关，直接在春分点祭祀，这个是起源。还有一个与冬至点有关，是北斗文化兴起，也就是明堂文化兴起后的必然结果。郊祀之礼实际上就是宣布历法，发布历法的时刻。这是个重大的政务，因而为革政。春秋分时节，日月位于同一纬度，正所谓的“春秋致月”，因而春秋分同为革政。同样，夏至点也是沾了冬至点的光，成为革命。

对于即位的君王来说，非常重视历元。历元，为历之始。始，我们借“五始”来说明。五始是指：

“天地有始，岁有始，人道有始，政教有始，一国有始”。天地之始曰元，一岁之始曰春，人道之始曰王，政教之始曰正月，一国之始曰即位。何休将其概括为“元者气之始，春者四时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国之始”⁵。

“政莫大于正始，故《春秋》以元之气，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竟（境）内之治。诸侯不上奉王之政，则不得即位，故先言正月，而后言即位。政不由王出，则不得为政，故先言王，而后言正月也。王者不承天以制号令，则无法，故先言春，而后言王。天不深正其元，则不能成其化，故先言元，而后言春。五者同日并见，相须成体，乃天人之大本，万物之所系，不可不察也。⁶”

“君政尊而制命曰日月贞明，又日占一，月占一，引政作道。稽首常则玉石章明，作乐制礼得天下心则景星现。”

第一个问题，楚帛书月名到底属阴还是属阳，在我看来，是很好分别的。在之前对比天干与月阳以及月名时，三者的音韵表现出了一定的一致性，这似乎是其属阳的证据之一。在楚帛书的配图上，如图1.3.5.1，月名的顺序与星宿的顺序是一致的，都是起于斗牛，而终于尾箕宿。而太阳黄道星宿的顺序也是如此。当然，太阴历实际上与太阳历的星宿顺序也是如此，所以这点还不能成为铁证。或许斗建的方向可以成为一个证明。与月名的顺序相反的方向，就是斗建的方向，虽然楚帛书文中并未提及，十二辰属相的图像也被大家解释得面目全非，但那确实是十二属相。可如何用斗建证明月名的属性为阴为阳？这可以用栻盘图来说明，如图2.1.4.3，在此图中，斗建的方向为顺时针，而月名的方向为逆时针。夏历、殷历、周历的建寅、建丑、建子问题，实际上是以斗建的旋转方向而定，我们先不管夏历、殷历、周历到底是不是夏代、商代还是周代的，只说方法。夏历建寅，则月份排列自然是寅月为正月，卯月为二月。辰月为三月，依此类推。殷历的正月为丑月，寅月为二月，卯月为三月……周历的正月为子月，二月为丑月……但在大家的认识中，不管星宿如何排列，只要二月为春分，则此种建正就是夏历。关于建正，如前所述，陈久金先生在《中国少数民族天文学史》p189页，探讨了子弹库帛书的建正问题，其孟月起于斗牛宿，为周正。究其原因，在于殷正、周正，究竟是起于斗建的何处。至于甄别，用月名可以辅助甄别，实际上，如果不论及楚帛书原来图的引申含义，则楚帛书月名的起点就是冬至点，这可以从楚帛书月名四神（秉且玄

）的位置即可甄别。四神处于太阳历春夏秋冬的孟月，即阴阳合历每个季节的孟月。逆推取月必定为冬至点。确定冬至点之后，却不能把冬至点斗牛宿定为子月，可借助于栻盘进行分析。之前关于栻盘的分析也提出了，栻盘至少来源于虞夏时代，其栻盘的定盘排列直到战汉，仍然没有丝毫改变，一如虞夏时代。所以，子月仍为女虚危宿，在周代也是如此，比如，我们说的周代建子，则不是指周代的冬至点在子月，其实周代的冬至点在于斗牛宿丑月，而是按照斗建孟月起于子。不知道说清楚了没有，反正有点绕。如果以春分做个说明，大家也许会弄清楚。夏历建寅，大家都很清楚，二月份为春分，春分点在胃昴毕。当然，这前提是女虚危为冬至点。而传说的殷代建丑，是因为殷商也是女虚危为冬至点，此时，如果建寅，则二月也是春分。如果建丑，则三月为春分。在周代时，冬至点转到了斗牛宿，此时，春分点在奎娄，日在戌位。此时如果建子，则四月，即卯月为春分，日在奎娄为春分点。如果建丑，则三月为春分，也是卯月，日在奎娄，戌位。如果建寅，也是卯月春分，日在戌，为春分点。这样表达不会产生歧义。我用一张表来表明这些，见表3.2.1.1。

在表中，地支的子起于斗牛宿，方向明显与十二次是一致的。我认为十二次就是古地支，而与十二辰同名的地支不过是书写简单，且因为与斗建有关系而借用的。十二次起于星纪，而我认为似乎应当终于星纪。在《清华简·五纪》中有纪的定义，所以纪应当放在末位。所以有种可能，这个十二次起点在玄枵，娵訾，降娄，大梁，实沈，鹑首，鹑火，鹑尾，寿星，大火，析木，星纪。起于玄枵，就与斗建十二辰也起于子一样，起于同一位置，正如表3.2.1.1中第4行和第5行，二者起点一致。这个起点，位于女虚危宿，说明十二次后来从纪岁变为纪月，替代地支为太阴历，至少起源于约-2200年，上限为-3300年，也就是女虚危为冬至点之时，而斗建十二辰，在此时，可以如此排布，即子位于女虚危宿。地支的名字为借用十二次。

要弄清楚起源的十二辰起点，还是要分清“子”的起源。也就是说“子”与女虚危宿是否固定。实际上根据之前的分析，子作为地支，至少起源于之前分析的室壁宿为冬至点之时，则在女虚危宿为春分点时，子又挪到了女虚危宿，则意味着子并不固定，而是随着冬至点的改变而改变，类似于月名的起点取月，在战汉时代附着于冬至点。如此，月名是后来类似于地支的，也有可能月名早期和天干一样，为天干的一种，后来被借用来表达地支。在月名名称固定之后，月名，月亮每月的不同名称，其名称来源于月亮，从属于月亮，本质就是地支。

“北极五星，在紫微宫中，一曰天枢，一曰北辰，天之最尊星也。其纽星，天之枢也。天运无穷，三光迭耀，而极星不移。故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其第一星主月，太子也。第二星主日，帝王也。亦为太乙之座，为最明而赤者也。第三星主五行，庶子，第四星后宫也。第五星天枢也。”

在北极五星中，第一星主月，第二星才主日，这也说明了月亮的地位，那么，是否可以说明用地支表达太阴历的时间？难道这是地支诞生的时间？假如能把北极第一星作为北极的时间联系起来，那么，这个时间大概在什么时候？这个北极的类比，绝不是简单的类比，必有所从。北极第一星极限的接近真北极的时间点在-28000年。关键是古人能用这个北极和月亮建立联系？其内在机制是什么？

陈久金先生认为十干为阳，十二辰或十二地支为阴⁷，和自古的认识是一致的，大家都认为是没有问题的。其认同《尔雅·释天》的观点，即月阳为阳，月名为阴也毫无问题。但严格说起来，月名虽为阴历，但是，从太阳历演化而来的痕迹非常明显。如此，前面我把十天干、月阳、月名放在一起进行音韵分析时，才不会发生错误。但是，后期其主要表达的是阴历，这是借用名称的情况。也就是说，最早，月名和月阳一样，为阳历，而后期演变为十二月之后，被用作阴历，这个情况的出现是在斗建之后。另一方面，北斗所建的十二辰为阴，但其属性虽为阴，表达的却是均分太阳黄道，其实质为阳，故而，属于太阳历无疑，而其最终被设定为与月名反向，似乎也可证明，月名为阴。然而，月名或者一开始为阳，后为阴。而斗建十二辰和月名结合，最终为阴阳合二为一，即阴阳合历，以十二辰为主，以月名为辅，安排置闰，协调季节。十二辰起于子，则子为众辰之长，顺序自然是从子，丑，一直到亥。从十二辰的运转方向上分析，其不同于月名，二者旋转方向相反。其名又可为地支，或许是后起的名字，而非本义。地支，顾名思义，就是早期月亮运动的驿站。那么，地支的名称起源就非常重要了，其起源于什么时候？早于斗建十二辰吗？是在斗建取代其之后吗？那个时间点在什么时候？

这部分内容涉及了之前提及的十二辰旋转方向的问题，部分内容涉及张汝舟先生错误的问题。实际上，传统上，没有人区分十二辰和十二地支的差别，在认真分析之前，我也没有做严格的区分，认为他们本就是一致的，但从理清概念上，必须分析，要辨别。张汝舟先生引用的图和他自己的图，即表一和表二，我斟酌了一下，为了说明问题，我还是画一下罢。如图3.2.1.5对应张闻玉先生《古代天文历法讲座》中p409的表二，图3.2.1.6对应着p410页的表三⁸。张闻玉先生的表和张汝舟先生的表基本是一致的。我画的与其并不完全相同，但内容是一致的。

表二中的图本无问题，两位张先生认为是错误的，以至于他们认为此图流毒无穷，贻误不浅。表三为两位张先生重新绘制的。我认为表二除了没有标注方向之外，并无什么大问题。表三中北斗柄标注错误，张闻玉先生删除了所谓的外圈地支，这意思是保留了内圈的北斗。这个也是错误的，表三中内圈为地支方向。其标注的所谓木星方向，也不是完全正确，就每一年度之内的每个月来说，木星固定于特定恒星，并不移动，所以其方向应与二十八宿方向一致。木星逐年的视运动却是与上述相反，为张先生标注的方向，其未作出说明，想必是画的木星的逐年视运动方向。针对张先生的错误，我重新绘制如图3.2.1.7。两位张先生坚持传统二十八宿配四象为错误之论，其实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不明白北斗或者太岁建立十二辰的本义是早晚观察点的不同，不明白先后天坐标系的切换。这些内容，其实在图2.3.2.1～2.3.2.5已有相关阐述。

两位张先生的错误，也在于他们并不知道自胃昴毕为春分点以来。我们的老祖宗已经发展出了两套可以表达二十四节气历法的机制，其起源于黄帝以及夏商周，完善于战汉。以这两套系统为基础，斗建可以制定二十四节气图，下图分别是以先天坐标系阳历建立的先天坐标系的二十四节气图，如图3.2.1.8所示，以斗建建立的后天坐标系的二十四节气图，如图3.2.1.9所示。而这两套系统是互为镜像的。斗建的作用，是调节置闰和检验节气和阴历的时日差异。在周初，因为岁差，冬至点已经移到了斗牛宿，这套系统就不适用于北斗的斗建了。但是，我们的先人发明了一个替代岁星以及北斗的虚拟指针，这就是太岁或者太阴。太岁是个适应性非常强的词。在纪岁的时候，为避免岁星纪年的所谓超辰，用太岁来表示反向岁星，就完全可以避免超辰。在纪月的时候，太岁或者太阴来替代实际的北斗，作为虚拟的北斗，进行指示岁月。如表3.2.1.1中，时代为周代的，倒数三行的三个斗建，就是虚拟北斗的斗建，其目的为用十二辰的卯月来表示春分。从表3.2.1.1中来看，不论是真正的夏代历法还是殷代、周代历法。卯月都是春分。这就是老祖宗的智慧。

图3.2.1.8二十四节气，先天排列图 3.2.1.9 二十四节气，后天排列

在图3.2.1.7中，最内圈为十二辰，也即北斗运动方向。内层第二圈为地支运动方向，也是太阳和月亮的视运动方向。岁差和二十八宿的运动如图。这张图其实和张闻玉先生所出示的表二并无不同，只是标注得更详细了些。岁差的标注方向说明如下：其方向的意思，当岁月流逝，为虚宿离开冬至点时，女宿变为冬至点。

传统上，以羲和为日神，嫦娥为月神。依据《山海经》，东夷部落的帝俊的二位妻子分别为羲和和嫦娥，一生十日，一生十二月。这就是说，十月太阳历和十二月太阴历都是出自东夷人之手。是帝俊把他们整合在一起。山海经的说法也是源自传说，有一定的道理，却未必完全正确。楚帛书，也有伏羲女娲的传说，也有天干十日和阴阳合历的传说。但其他的传说还有盘古氏的传说，楚帛书却并未涉及。究其原因，在于传说终究是传说，传说在传播过程中，必然加上了本部族的因素。带有一定的主观性。根据本文，历法起于盘古氏，后经华胥氏发展完善太阴历，伏羲女娲完善阴阳历，神农氏定明堂，完善斗建等一步步发展起来。其路线与楚帛书不一致。楚帛书神话篇认为太阳历在前，太阴历在后，之后是阴阳合历等；但楚帛书的边文图，却暴漏了最早的历法远古起源，这个东西只能是太阴历。因而，从逻辑上讲来，本文更具有逻辑统一性，更经得起推敲。

斗建是个有决定性意义的名词，其实际上统阴摄阳，建立了一套完整的阴阳合一的历法体系。因而，早期的太阴崇拜、稍晚的太阳崇拜，最终完美地统合，才形成了如图3.2.1.10的北极天帝。其左执规，右执矩钺，头顶弓矢，整体呈现出一种蛙形鱼纹动物形态，体现了其古老的传承。不过，这幅图应当符合地平坐标系，其左侧为东，为春天；右侧为西，为秋天；头顶为北方，为夏天；脚下为南，为冬天。头顶弓矢，此弓矢也可能为张宿，所以，此图应诞生较晚，约在-3300～-2200年左右。

三个问题搅和在一起说了，只因为本来他们就有一定的关联。在本文之初，我说的楚帛书建正观点与陈久金先生是一致的，也没有错，这是看问题的出发点和着眼点不一样，关于建正，本就没有标准定义，只有在同一定义或者模式之下，方能彼此统一。我后期强调的建子建丑就是做了规范定义，不管如何建，应基于春分点的位置，以斗建为主，根据斗建部位，按照斗旋方向，定义建子建丑建寅，最终以春分点复核，符合那个时代的春分点位置，就没有错。

第二节岁阳、天干、月阳、月名间关系的再探讨；月名的演化途径分析与周初十二月月名的诞生与变化

在起步篇中第二章对《尔雅·释天》中的岁阳、月阳、月名进行初步探讨，并对《淮南子·天文训》中的内容也进行了初步分析，为表述方便，我仍把这几部分内容的初文引用如下：

岁阳：太岁在甲曰阏逢，在乙曰旃蒙，在丙曰柔兆，在丁曰强圉，在戊曰着雍，在己曰屠维，在庚曰上章，在辛曰重光，在壬曰玄黓，在癸曰昭阳。

岁阴：太岁在寅曰摄提格，在卯曰单阏，在辰曰执徐，在巳曰大荒落，在午曰敦牂，在未曰协洽，在申曰涒滩，在酉曰作噩，在戌曰阉茂，在亥曰大渊献，在子曰困敦，在丑曰赤奋若。

月阳：月在甲曰毕，在乙曰橘，在丙曰修，在丁曰圉，在戊曰厲，在己曰则，在庚曰窒，在辛曰塞，在壬曰终，在癸曰极。

月名：正月为陬，二月为如，三月为寎，四月为余，五月为皋，六月为且，七月为相，八月为壮，九月为玄，十月为阳，十一月为辜，十二月为涂。

“太阴在寅，岁名曰摄提格，其雄为岁星，舍斗、牵牛，以十一月与之晨出东方，东井、舆鬼为对。太阴在卯，岁名单阏，岁星舍须女、虚、危，以十二月与之晨东方，柳、七星、张为对。太阴在辰，岁名曰执除，岁星舍营室、东壁，以正月与之晨出东方，翼、轸为对。太阴在巳，岁名曰大荒落，岁星舍奎、娄，以二月与之晨出东方，角、亢为对。太阴在午，岁名曰敦牂。岁星舍胃、昴、毕，以三月与之晨出东方，氐、房、心为对。太阴在未，岁名曰协洽，岁星舍觜参，以四月与之晨出东方，尾、箕为对。太阴在申，岁名曰涒滩，岁星舍东井、舆鬼，以五月与之晨出东方，斗、牵牛为对。太阴在酉，岁名作鄂，岁星舍柳、七星、张，以六月与之晨出东方，须女、虚、危为对。太阴在戌，岁名曰阉茂，岁星舍翼、轸，以七月与之晨出东方，营室、东壁为对。太阴在亥，岁名大渊献，岁星舍角、亢，以八月与之晨出东方，奎、娄为对。太阴在子，岁名困敦，岁星舍氐、房、心，以九月与之晨出东方，胃、昴、毕为对。太阴在丑，岁名曰赤奋若，岁星舍尾、箕，以十月与之晨出东方，觜参为对”。

和以上四部分内容相关的太岁，太阴，就是我在本章第一节末尾说到的虚拟指针，可以理解为虚拟北斗或者虚拟岁星，当用于纪年时，按照原文即可。可以把它当成虚拟的岁星或北斗指针。

一、天干的再探讨

天干在起步篇的第二章中进行了初步的分析，按照传统，大家认为天干起源于物候历，然而根据起步篇第二章的分析，其起源可能与具体的星宿有关，按照我的定义，其应为起源于星宿定位的历法。

就天干十个字的自身演变而言，其本为季节，发展的本来目的为协调太阴历，其起始为二，四，而八，而十月，其路径是清晰的。然而，八天干或者来源于四天干或者四组天干，具体见起步篇第二章。这里要探讨的一方面是从四天干如何演变为十天干。

郭先生在《释支干》中认为甲乙丙丁起源于鱼的器官，戊己庚辛起源于武器一类，分组情况明显。我对甲乙丙丁的起源原则上是不同意郭先生的意见的。根据传统解释：甲，其实还是指种子外孚甲，乙为生长状态，丙为茁壮持柄收获状态，丁为万物停止生长。然而，甲乙丙丁或者其本义也可能并非如此。甲为万物孚甲，对应着冬天，乙为鳦，对应春天，丙，对应夏天，丁，对应着秋天。甲，一方面对应着冬天，代表着种子冬季休眠。乙代表着作物春季生长状态，代表着春季燕子归来，丙为火，代表着夏季炎热，丁，为停，代表着秋天万物停止生长。其原理图见图3.2.2.2和图3.2.2.3。后来细分季节，又发展出了四个天干，就是戊己庚辛，戊己对应着武器，似乎为秋天用工具进行收获，庚辛，就是更新，对应着冬季。而原来的甲乙变为一组，对应着春天，丙丁为一组，对应着夏天。这就是四季八节，见图3.2.2.4和图3.2.2.5，此二图几乎无别，也说明了地平坐标系和先天黄道坐标系之间的切换，图中，乙丁己辛为四分至，词义也发生了改变，乙为玄鸟，丁为亭子，为明堂，己为辟藏，辛，为万物新生。之后，又增加了壬癸两个季节，形成了十月历历法。十天干是十月太阳历历法，不含一点太阴历的成分，所以，它应该是在伏羲女娲的四季八节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其以纯阳历制定历法，避免了太阴历的不准确性。但是，其壬癸二字的存在，其作为工具，用于矫正历法的演变痕迹是明显的。

图3.2.2.5的演化年代，根据本篇第五章《山海经》尾箕宿为西王母的相关分析，其成型年代为-8600年，在此年代前后，八干或者十天干几乎同时演化完成。这是个历法大成的年代。十天干相比于图3.2.2.5的八干，位置按照十干做出了调整。总之，十天干的文字大约也在此时诞生，这是世界上非常早的成熟文字，是文字的源头。

所谓十天干的极性，是指其虽然脱胎于太阳历，然而又可以应用于斗建后天坐标系阴阳合历之中，仍然为阳，但是究其旋转方向而言，却和原来反向。因而，从其方位而言，其极性并不明显。在先天坐标系中。其旋转方向为顺时针，就是太阳在黄道上的运转方向。在后天坐标系中，他的运转方向依然为顺时针，运转方向与十二辰一致。也就是与虚拟北斗的方向一致。也与太岁的运转方向一致，而与岁星的运转方向相反。在本节的岁阳，在《尔雅·释天》中是以太岁的名义表达的。这种表达方式，如用来纪月，则表明其为后天坐标系，一如图2.1.4.2～2.1.4.4栻盘图中，甲乙丙丁等十干所在的位置。但这种表达方式，似乎既可以用于纪年，也可以用来纪月。然而，如果以十干作为岁星的反向太岁，在数量上是无法对应，所以，这种表达方式，严格上说来只能用于纪月或者干支纪月。

然而，以太岁形式表达十二辰所在的位置，其只能为后天坐标系。其原理也如图2.1.4.2～2.1.4.4所示的方向，其数量可以和岁星的辰位对应，故而，可以纪年。

二、月阳、月名的再探讨

在起步篇第二章第五节中，分析了天干与月阳以及月名的关系，证明了月阳是先从四个发展为八个，进而发展为十个。其与天干以及月名间同样存在着对应关系，他们发展的路线是相似的。我认为他们同为太阳历的不同称呼，因而具有相似性。尤其是月名，其由四而八，而十，最终发展为十二月阴阳合历。尽管之前进行了相关分析，其演变的路径仍然需要通过和月阳进行对比探讨，以便于进一步明晰。

可以大胆假设，月阳和月名起初和天干是一样的，都是太阳历，用途是一致的，也许只是为不同部族使用的区分，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可以在起步篇中，被放到一起比较分析的原因。后来其用途有了区分，月阳被用作表达太阳历，而月名则用来表达太阴历。月名从十个发展为十二个的目的，就是为了用来表达阴历。

发展到最终，月名和天干以及岁阳、月阳还是有区别的，最终月名的起点，在冬至点，而天干及月阳的起点在春分点孟月附近。然而，根据前面的分析，月名的起点起始也在春季孟月，如此，天干、月阳、月名都为太阳历，或者为不同部族的对同一事物的不同名称。

三、关于对《淮南子·天文训》中太阴的再分析

这部分内容，在起步篇第一章中也进行了分析。这点和岁阴是一样的，其冠以“太”字，消除了岁星的超辰，所以在这里补充一下。

四、月阳演化与星宿间的联系探讨

之前提到过，月阳的演化也许和具体的星宿有关，在这里试着探讨一下。在-4500年，春分点在参宿以及五车三柱，在-4500向毕宿为春分点的演化过程中，发展出了月阳。其起点在春天孟月。比如毕橘，则毕为孟月，橘为春分点。修为夏季孟月，圉为夏至；厲则的厲为孟秋，則为秋分；窒为孟冬，塞为冬至，如表3.2.2.1。

五、月名的演化路径模拟

在室壁宿，取的音韵与娵訾的娵的音韵一致，室壁宿可能为最终十二月月名的起点。因而从表3.2.2.2及表3.2.2.3来看，月名和月阳的起点都在-4500年。

十二月月名的最后起点，在于室壁宿为取月，年代在-1100年左右。在此年代，其完善了十二月月名。月名起点为室壁宿，这也是室壁宿娵訾名称的由来。之前在进阶篇第三章第二节，已经分析了其符合性还是比较好的，这里再补充一点证据。即所谓的咎鬼。见三里村东汉墓“北斗君”朱书摹本，如图3.2.2.1。其内容引自朱磊的《中国古代北斗信仰的考古学研究》⁹一书，作者认为下图文中“咎鬼”，即为與鬼星，前文分析过，“咎”即皋，即晷。皋与咎，以及晷为双声叠韵。这侧面也证明了皋，咎等为井鬼宿的月名，也证明了月名起于室壁宿是正确的，即表3.2.2.3和图2.3.2.5是正确的。

六、从十天干的演化

从十天干及月名的演化，以及月阳的演化早期路径看，其都与先天坐标系¹⁰有关，当为不同部族使用。然而，月名演化为十二月月名，实质为地支，应用于阴阳合历。月阳演化为与天干类似的东西，且一一对应。

图3.2.2.2 先天坐标系甲乙丙丁四干图3.2.2.3 地平坐标系甲乙丙丁四干

图3.2.2.4 先天坐标系，八干形成模拟；图3.2.2.5地平坐标系，八干形成模拟

第三节太阴十二辰是何时切换到阴阳合历？

从本章第一节的分析结果看来，十二辰与北斗紧密相关。但是斗建与文字的发展是不同步的，十二辰文字的诞生或者晚于斗建。

在进阶篇第三章第七节的相关分析中，认为十二辰文字或者发端于井鬼宿为春分点，发展于觜参宿为春分点，成熟于胃昴毕宿为春分点。似乎在-3300前后，以北斗斗建所形成的，是阴阳合历。斗建是一种以北斗指示阳历的技术，这是毋庸置疑的。综上所述，十二辰在-3300年形成已经存在，似乎无疑。但这个年代似乎可以稍微提前些，这是因为之前就提出了，五车三柱属于毕宿，而五车三柱属于毕宿的典型星宿，属于禽称天鸡、乌的诞生之处，然而，五车三柱，按照真正的黄道技术，隶属于觜参宿，所以，其年代大约可以提前到-4500年。前文也提到过，斗建的斗杓是可以根据牵引星宿调整的，所以，这个结果应确凿无疑。在这之前，或为四季八节历法，或为十月历历法，或为四时八节调制的太阴历历法。这个-4500年的年代，也和我之前分析的四方风甲骨文字的年代也是吻合的，四方风甲骨的方与维，所成的角度就是30°，且为后天坐标系，故而，存在十二月阴阳合历，但是，其处于演变的早期是毋庸置疑的。前面分析的《清华简·五纪》中提到的四维、四冘、四柱，应该就是所谓的“黄帝四面，左参右参，前参后参”。前后左右四面，每面皆有一冘，一维，一柱。

在进阶篇第三章第五节的相关分析中，先是推论二十八宿和十二辰位置至少诞生于井鬼宿为春分点。然而文字则难以言明起源于何时。随后又推论二十八宿起源于房心宿为春分点的时刻。则，二十八宿的起源或者早于十二辰。

前文分析了十二辰的诞生与斗建有关、与立杆测影有关、与每日精确分度时间有关。而标志之一则是夏至点作为明堂。从目前的传世文献来看，房心为明堂是直接载入文献的。从进阶篇第三章第八节的分析，天市垣为明堂，作为权衡的年代从-12500年～-8000年。从隐性记录的明堂来分析，根据进阶篇第三章第四节，表2.3.1.5中第9行，推论最早的明堂室宿，从此点来看，或者立杆测影早已经诞生，在尾宿为春分点的时刻，就已经诞生了，这也说明，尾箕宿为春分点时，已经出现了四分至。那么，是否可以认为，四分至的出现或者与立杆测影有关，也与斗建有关，斗向所指代表特殊的分至点位，或者早有传承。也就是说伴随着四分至产生的斗的指向应用，即使不是斗建，也至少可以认为是斗建的雏形。这和之前探讨的有较大的出入。之前认为此时无斗建，而是以山脉定位四季。这些东西，本质上仍然为猜测。

此处所指的太阴十二辰，乃是指太阴历的十二个位置，其何时发展为阴阳合历呢？其发展路径如何？我认为阴阳合历的发展路径和时间应该接近于十天干的完善期或者稍稍晚于十天干的完善期。以前，看国外的的报道，说巴比伦的黄道十二宫源自苏美尔，应在-4400多年前形成，后来据说经过证实为太阴历历法。我国的太阴历历法，经过我的分析，至少约在-17500~-15000年前形成，阴阳合历的历法约在-5800年前形成，甚至可以提前至-8600年。保守点，也意味着黄道技术最少在-5800年已经完善，激进点则至少起源于10000年前。如果巴比伦确实在-4400年前，形成了黄道十二宫，那他们确实在黄道技术和我们是相当的。然而，有资料表明，其在-1000多年前才完成黄道技术，-4400年的只是太阴历。

张汝舟和张闻玉先生的所谓删除的那一圈，实际上就是十二辰；而其保留的那一圈，实际为斗建十二辰所对应的自身辰名，用自身辰名代表月亮的黄道位置，即地支。天干地支据传在黄帝时制定。严格说来，这一说法却是错误的。天干应为八卦或四时八节发展而来，可能会稍早一些。十二辰作为斗建，十二辰文字的发展成熟是晚于或者同步于天干太阳历和地支的，前面的相关分析表明，天干早期可能就是八卦，就是四时八节；则天干的文字形成应早于十二辰，也就是说天干地支的文字完善，至少目前看来，大约都在6500年前，暂且这样定吧。-4500年这个时刻，即觜参宿为春分点的时刻，是中国文字的大爆发期。

《山海经》中，多次提到了十日。其中有一个与女丑之尸有关。《山海经》：

“女丑之尸，生而十日炙杀之。在丈夫北。以右手鄣其面。十日居之，女丑居山之山。”

然而，其处所，为十日所居之地，则是其后代将制定十月历历法的功绩，也归功于她。这和将十日和十月都归功于帝俊，是一个道理。所谓的女丑就是十二辰丑处的禽称之神，为牛，为蝎，为鳖，为大蟹。然而，这些为禽称，在楚帛书上，其图形形象与女丑之尸是不符的，正确的应该是华胥之神，同时她也是月亮神。

第四节问题析疑与纠错

这里的析疑，是指所有在此处之前的我个人认为，我之前的分析存在问题的地方。在本文前言中，我已经指出了，本文在写作过程中，是按照我的分析问题的思路逐步深入去写的，因而，中间有些思路并不完全正确，甚至是完全错误的。但为了体现我分析的过程，不得不保留这些，故而，在这里进行纠错。

一、多子文化的起源

多子文化的起源，在本文中有过多次探讨，因讨论时间不同，认识也不一致，因而结果有参差。在进阶篇第三章第三节中，我论述了生殖文化，即多子文化的起源，应至少在12816年前。然而，这儿还不是源头，只是相对于-2200年的一个位置推论，其源头在斗牛宿接近春分点之时。在高级篇第一章第一节中，重新论述了生殖文化的起源与华胥氏有关，起源于约21000年左右。

二、耳与春分点以及冬至点的关系

在本文第一篇中分析耳字的起源，可能与春分点有关。耳为虎之耳，为熊之耳，提前感知春分点的到来，并认为楚帛书的月名仓月神的后背上背着的那个符号是耳。本文中，烦此数次，在如今看来，却是错误的。耳最先应该只是和冬至点有关（-8600年前后），起源于胃昴毕为冬至点之时，6444年之后，其才成为春分点的标志。这些是要纠正的。耳只有在胃昴毕的毕宿为春分点的时刻，与秋分点的心宿成为对星的时刻，才传承了心宿可代表春分时刻的功能。所以，严格说来，心宿的心形才代表着春秋分。这些是要纠正的。但最终耳，却有一定的代表春分点的功能存在，也是不容否认的，但其更重要的是冬至点的职能。附耳一星的代表图形，就是图1.3.3.1中左侧3图中的那个，被大多数认为是心形大火的符号，然而，心形符号应为右侧2图中的符号。

我后来发现，春分点与天相星有关。由天相星直接分析出来的真正的春分点，最远的只到柳星张为春分点的时刻。其他的，为通过偕日升以及偕日没的方法，定位类似春秋的两个季节，以协调十二月太阴历的使用，也许只是名义上与春分点是类似的。故而后人被冠以天相的别名。

那么，楚帛书仓月神身上背负的是什么？这个符号在所谓的妇好墓也有出土，其出土玉人2.3.11.4身上背负的也是一个类似的符号。如果说这个符号代表着夏至点，也说不过去，因为，妇好墓的年代，应为女虚危为冬至点的时代，此时，柳星张为夏至点，所以说是矛盾的。如果井鬼宿为冬至点，则此时角亢为春分点，正处于伏羲时代，只有五行文化出来了，此处才能成为北极的代表，成为权力的中心。然而，根据前面的分析，似乎在胃昴毕为冬至点的时代，已经是斗建的源头了。所以，这个楚帛书仓月神身上背负的符号，也许只是代表着斧钺，代表着权力。之前分析井宿时，井宿有一星名为戉，按《史记·天官书》：

戉，钺星，《星经》所不载，而其他天文书也没有过多说明，但是，我认为，这个戉，就是妇好墓玉人和楚帛书仓月所背负的斧钺。如此，则所谓的妇好墓，应该是夏商周三代祭祀的宗庙。

也许戉，这个符号真和井宿为春分点有关。井宿的戉星为春分点时，早上在东方可以观察到戉？这个戉字，其实就是斧钺的钺字，代表着威权，这是历史上的一位大神成立其政权的时代，结合觜参宿的玉石祭祀文明，那么，这位大神不仅仅精通历法，而且还创造文字吗，成立政权，他（她）是谁？神农氏约在-4160年建立了太微垣明堂，我模拟了一下，如果太微垣整体为明堂，则其范围仍位于太微左垣之内，则应该还是神农氏的天下，也就是说，神农氏的政权应早于-4160年，太微左垣的极限年代在-5400年，则神农氏政权的上限，目前看来，最早就是太微左垣的上限，距今7400年。那么，就可以得到四方风甲骨的创造者了，他或者她是神农氏，他的传承到了商代，则中国文字的历史可以大大提前！

那么，这个戉星，是代表王权的存在，也是代表着戉为春分点的存在。但这个符号却肯定不是耳，之前对耳的分析，认为其代表春分点，但耳的最早却来源于，且代表着冬至点。其最终为春分点，并被我误解，但同样被我误解的井鬼宿，却真的做过春分点。这是个过程错误，但结果却是正确的、美丽的错误。之前，我认为井鬼的背负所谓“耳”符号的大神，不仅做过春分点，而且其之前的柳星张也做过春分点。如今看来，也是结果正确的，过程错误的。柳星张做过春分点，是因为其自身为“天相”。天相最终是决定性的因素。不仅柳星张为天相，井鬼宿为天目，相和天目不仅影响了中国的文字发展，就是各地出土地点眼睛崇拜，包括石器、玉器、青铜器等遍布全国，如三星堆、凌家滩等。就是国外，也受到了眼睛文化的影响，比如荷鲁斯之眼。据说荷鲁斯之眼为参宿的转化，相去天相和井鬼天目已经4296年，孰先孰后，不言自明。这些足以说明中华文明的久远。

然而，这还不是戉最早的源头，根据对阙丘的分析，作为柳星张的孟月的井鬼宿，其井宿神身上背负钺，也是楚帛书仓月神的背负的符号。这个符号也代表着阙丘，代表着12月的孟月。戉星相去阙丘不远。阙丘才是最早的源头，是戉星的起点，其年代约在-8600年。正是柳星张为春分点之时。其代表着权利，也代表着春季的孟月，标志着十二月阴阳合历的诞生。这个符号既是斧钺，也是阙丘。戉与钺与阙韵通，同。戉既是斧钺，也是岁星。我怀疑其最早的使用源头与岁星的用法相类。岁星非恒星，用以纪年时，位置易于变动，而戉星为恒星，或者用以纪岁，计算一年的时日。从一见岁星开始，到又见岁星，恰为一年，其间的日子，即位一年约365日或366日。同样的道理，戉星也可如此应用，这是戉星为岁首，纪日月年岁的历法。戉与岁通，道理上理当如此。

心这个符号，来源于心宿。从曾侯乙墓天文图来看，图1.3.3.1中右侧2图的符号，就是心字无疑。心在青铜器和金文中屡屡可见。其意义呢？我们只知道心为大火。代表着夏至南方的星宿，不过，那是-2200年左右的事情。在这之前，其首先应被铭记的是麋鹿文化，是由于心为类似春分点的时刻诞生的，那个时刻，就在约-15000年；其次是心为明堂所铭记的。这个明堂是文字记载的最早的真正的明堂。心的意思，我们应该清楚，这就是后世反复强调的中字，心的意思就是中，《清华卷·五纪》心为忠，忠即中，既为土，又为火，其代表着天心，也代表着地心。

我认为，心字参与创造了春字。当然，心字的产生，并没有原先分析在-16000年到-15000年，那么久远。然而作为春分点，还是被记录到文献中，尽管，那个春分点是后来追加的，那也只是远古最早的太阴历法的源头。根据前文，心被四方风甲骨创造成文字，是与其作为早期的四维，后来的四柱密切相关的。也与其作为月名的四神有关。可见其古老。其作为文字诞生，大约在-3300年前。心与卉关系紧密，我怀疑其后来演变为春夏秋冬的春字。

三、阙丘与青丘

阙丘经过分析与太阴历的起源有关，最远的到达了大角作为孟月的历法起点，相当于氐房心宿为春分点的年代，约在-15000年间。以青丘为孟月起点，其年代约在-12800年。以前，以为丘与墟通，或者为明堂标志，然而却不是。青丘和阙丘分别确定了距今-12800年和-8600～-7600年的以偕日升和偕日没为协调的太阴历历法，后期逐渐演变为同观日月的阴阳历历法。初始转变到以井鬼宿为孟月太阳历历法，向北斗斗建定历演变的过渡阶段。或者在觜参宿为春分点的时候出现了北斗斗建十二辰。到胃昴毕为春分点的时候斗建技术逐渐成熟。这当然只是一种可能的猜测，实际应用或者早于此，或者晚于此，也是可能的。

以大角为孟月的历法，其实，文献中也是有透漏些许的。按照：《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历象汇编·乾象典》，第四十四卷：

按《管窥辑要》：闻之师云：天枢纽星在四辅中者，是谓天皇大帝。其神曰耀魄，宝此是也。故初一曰帝，次二曰后，次四曰太子，乃其赤明者也。次五曰庶子，更详之。凡帝星儿处最多，盖中垣紫微，天子之大内也。帝常居焉。上垣太微，天子之正朝也。帝常听政则居焉。下垣天市，天子畿内之市也。每一岁，帝一临焉。凡建国中为王宫，前朝而后市，盖取诸三垣也。大角为天王之座，春王正月，新政居焉。心之大星为天皇正位，盖人者，天地之心而天子也。

上述《管窥辑要》中关于“大角为天王之座，春，王正月新政居焉，心之大星为天皇正位”，正如之前分析的，按照《观象玩占》：

摄提六星，在亢北，直柄之南，一曰环枢，一曰天枢，一曰阙丘。

“大角处左右摄提为阙丘”，为正月，为孟月相吻合，再次证明了《管窥辑要》“心之大星为天皇正位”，就是指此时心宿为春分点。

四、楚帛书四维析疑，到底是夏历建寅还是周正建子

这个话题，前面起步篇第三章第五节，进阶篇第三章第二节已经分析了，我认为还是有必要再次讨论一下。根据本章前面三节的分析，四维的产生，与北斗斗建有关。因而，发生了位置的调整，在觜参宿为春分点的时期，四维为四季孟月四神，在后来天柱的位置。但在北斗斗建之后，斗建四维为每个月的孟月，与天柱位置互换。从这一位置变化来讲，斗建十二辰的文字及辰名演化至早在觜参宿为春分点时完成。

那么，在觜参宿为春分点之前呢？比如说四季八节之时或者说先后天八卦之时，四维以及四柱的位置在哪里？这个没有定论，也许只有四柱，没有四维。但是正如陈久金先生说的。在东夷民族，存在着十二月太阴历以及后来的十二月阴阳合历。虽然同时期的其他民族可能正用着太阳历。也就是说，东夷族的四维可能与其他部族不同，其维可能与四冘成30°角，这些只能是猜测了。当然，如果是大家认为通用的45°角，则必然存在转换。

楚帛书四木，见图1.3.5.1，我按照这个排列图，按照后天坐标系将其绘制于图2.3.2.1中，青木，位于尾箕宿和斗牛宿中间；赤木，位于室壁和奎娄之间；白木，绘制于觜参和井鬼之间；墨木，绘制于角亢和翼轸宿之间。然而，如果按照战汉后期的时空观念，在楚帛书1.3.5.1中，赤木和墨木明显颠倒了。虽然战汉之后的时空观念是错误的，但是大家既然都是这样认为的，不妨仍按照战汉之后的时空逻辑将图1.3.5.1重新绘制于图2.3.2.6中，如此，这实际就是一幅斗建十二辰历法图。则尾箕和和斗牛宿间的青木，明显应是指示春天的孟月，即首月位置。也就是说，其实青木应附属于尾箕宿，作为斗建孟春指示符，而不是取月的指示符！同理，赤木附属于翼轸宿，作为孟夏指示符；白木附属于觜参宿，作为孟秋指示符；墨木附属于室壁宿，作为孟冬指示符。这就是《清华简·五纪》中的四维。此种附着关系，应传承自夏代。所以说，楚帛书的图1.3.5.1，实际上是一幅以斗牛宿为冬至点的斗建阴阳合历的历法图。四木在其他图中也有，除非必要，我都保持了和四冘成45°的位置，不作调整了，仅仅在此作出说明，如有需要，大家自己调整。我仅将图2.3.2.6做出调整，调整之后的图，如图3.2.4.1所示。图中，四木的位置，就是斗建建寅时，季节孟月的位置，一月为尾箕宿，二月为春分。从此图看来，四维的确是与《清华简·五纪》的定义是相符合的，确证四维与斗建有关，从而也可以推论四柱与各个季节的孟月有关。剩下的四冘，即《考灵曜》所谓的四游，也即四正。

图3.2.4.1 -400～400年的历法排列，胃昴毕为春分点，后天坐标系

在张衍田先生所著的《中国古代纪时考》¹¹一书中，给出了纪月图表4，月阴表。（注：这张表的月名名称的写法，其实和张先生的表并不完全一致，但意思是完全一致的）。其中给出了月名和所谓的“月在”的对应关系。我为什么要将这张表特意点出来，是因为首先这张表是有问题的。张先生的此表用寅月对应着取月，似乎认为这是建寅。然而，在楚帛书上为周正建子，建图3.2.4.1，当斗建以子开始顺时针旋转时，月名以取月逆时针旋转。故而，子月为正月，对应着取月。将其对应关系纠正于表3.2.4.2中。其中增加了地支一行，与所谓的月在配合，“月在”即十二辰，二者搭配，正是《蠡海集》的六合。

五、四象的衍生以及冬至点和夏至点星宿的相互影响

关于四象的衍生与起源，冯时先生在书籍《中国考古天文学》一书中做了详尽的论证分析，其在第六章“星象考原”的第五节“四象起源考”中，做出了详尽的分析。冯先生考论四象诞生的时间，认为在“大约于公元前第四千纪的中叶，小山即西水坡星象几乎同时显示出龙、虎、鸟、麟（鹿）四象已经形成”。其将四象的起源、演变与定型，列出了一张具体的时间表¹²。他认为：“中国传统天文学的所谓的四象，其实并不是东、西南、北四宫中的七个星宿构成的形象，而是古人对各宫主宿形象—授时主星—的提升”¹³。冯时先生的这些论点，主体上和思路上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涉及演变时间和具体演变变化上，或者还有继续深入探讨的可能。比如，那个四象起源、演变与定型的时间表，就和我的思路有一些出入。冯先生将曾侯乙墓的时代断定为“公元前5世纪末”，而根据我在本文起步篇的相关分析，曾侯乙墓星图中的北斗所指的四个星宿，就是冯先生所说的“授时主星”，其诞生年代在-3300年～-2200年左右，上限甚至可以提升至-4500年。所以，我认为，冯先生提出的四象诞生“大约于公元前第四千纪的中叶，小山即西水坡星象几乎同时显示出龙、虎、鸟、麟（鹿）四象已经形成”的说法，基本上是正确的。然而，究其四象起源，结合授时主星，这个起源可以上推至更久远的时间。下面就四宫逐一进行分析，探究其起源。

关于星宿观测中亮星和暗星的选取，我有一点看法。一个区域的星宿的演变，为了便于记忆，其星宿整体的形状固然在某些时候起了主导性作用，然而，还有其他特定的因素。中国星宿构成的选取，某些时候，应该说大多数时候，亮星是非主导因素。这是由于历史的关系，亮星易于观测，早期古人肯定会优先选取亮星作为观测和记录的对象；在后期历法变化时，由于原有的亮星已经被占用，不得不选取一些暗星，一方面是为了位置的准确性，另一方面是为了区别于已有的亮星，以免发生冲突和混淆。因为亮星由于更久远的时候已经有了特定的含义和应用。

关于东方苍龙的演变，按照冯时先生的说法，是构成龙形的星宿七宿的主体形状。其论述了双龙戏珠的来源，至为精当。不过，我认为仍有一些内容需要补充。我认为是构成四象的“授时主星”的星宿的名称以及禽称，甚至其对星的禽称都在起作用。龙的演变是漫长和复杂的。在曾侯乙墓的星图中，构成龙头的主体在室壁女虚危之次，和现在我们的角亢宿为龙头恰恰相反，这说明龙的形状，有演变的过程，我们现在看到的形状，未必是他过去的形状。和室壁宿紧挨的是奎娄宿，他的禽称的图像为双龙缠绕的身体，类似伏羲女娲图的双龙交尾图。然而究其更久远的起源，则应该与斗牛与角亢、尾箕之次也有关系。

先前，我在分析华胥氏演变的过程中发现，在斗牛宿、尾箕宿附近，最早的星宿的动物形象为天鸡、鱼、蟹、鳖等。这是通过宋代《苏州石刻天文图》文献，我们看到的古代的星宿或者禽称遗留。蟹，獬此处在国外星图上的象形为蝎子或者一角牛羊。在表2.3.1.1中的多处出现了蝎的禽称，在高级篇第一章第七节中，我分析了蝎的本义，在中国，蝎并非蝎子，而是蝎虎，是一种类似蜥蜴、壁虎一类的爬行动物。我认为蝎虎就是东方苍龙和西方白虎星象的雏形，其不仅影响了所在位置星宿的四象为龙，还影响了对星为虎。是蝎虎传到了世界各地，国外星宿的蝎子形象就是由其演变而来。而斗牛宿的虎的禽称也是来源于此。尾箕宿犹如蝎虎的尾巴，那么头呢？是在女虚危呢？还是在角亢宿？这都有可能的。

另一方面，从东方苍龙的起源时间分析，当为斗牛、尾箕、氐房心这些星宿处于春分点的位置上，已经有了“授时主星”的作用。故而，其起源可上溯至-19500～15000年。东方苍龙，不仅是位于秋分点时刻，更是在其位于春分点时刻就已经具备了雏形。相比之下，西方白虎的形象演变则要晚得多。

关于东方禽为鸟的形象，从前面分析楚帛书，危宿为燕子的形象，可以看出其起源端倪，在斗牛宿、尾箕宿的天鸡也是这种形象的延续。而实际上已经凤的演变，我认为是当柳星张位于东方之时的演变。从现在胃昴毕的禽称来看，其为稚鸡乌等。全是鸟。而稚鸡都是对面的众多号称天鸡星宿传过来的称呼。这里的对面，是指斗牛宿的天鸡，尾箕宿的号称天鸡。所以，位于早上观测的伴随日出的东方，经常被冠以鸟类的禽称。在古代某些部族里，某个时刻，当柳星张春分点位于东方的时候，也许，她还没有单个的星宿的名称，或者只有一个整体的禽称，代表着井鬼、柳星张、翼轸三个宿度的名称，那就是鹑鸟。那是个使四鸟的时代。鹑鸟后来分化为鹑首，鹑火，鹑尾三宿。河姆渡出土的，距今约7000年岁月的玉雕，双凤朝阳就是此类的代表。当她转到了后天坐标系的南方的时候，被冠以整体的朱雀或者凤凰的名称。

西方虎的演变，其对星出力不小，这个对星，就是刚才在四象龙演变中，提到的蝎虎。当觜参宿、胃昴毕宿位于春分点的时刻，参宿、五车三柱与尾箕宿、氐房心宿早晚位置重合。并将虎的名称带到了对面，进而扩展，形成了整体，即四象虎。这个年代，就是冯时先生所说的“大约于公元前第四千纪的中叶”。

玄武的名称来源就比较复杂了。按照现在的理解，玄武为龙蛇混合之状，与腾蛇和室壁宿有关。冯时先生认为与危宿的形状有关。

我认为，也许，其远古星宿的禽称，以及对面柳星张星宿的远古禽称也许对玄武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星宿和张宿的禽称与马和鹿有关。马，按照字典，为武，怒。武，即玄武的武。从曾侯乙墓E.67正立面图的图形（图1.3.3.4的前立面4）来看，其为双马相对，冯时先生认为是鹿或者麒麟¹⁴，其实是马还是鹿是无甚要紧的，我认为早期或者为马或者蝙蝠或鼠或燕，以下的分析，马、鹿、鼠，我认为是等同的。主图（图1.3.3.4的正面3）为四马或者四鹿。帛书的“如月”为女虚危之次，不论从图形还是从位置，都应与曾侯乙墓图1.3.3.4的前立面4完全一致。也为双马相对。也不知道是柳星张宿影响到了女虚危，还是女虚危影响到了柳星张，反正是这对对星也是互相有影响。我认为马即武，为玄武的由来之一。然而，在女虚危附近，最早起决定性作用的肯定不是女虚危之次，而是远离黄道的某个星宿。从匏瓜来看，越是远古的星宿，越不一定位于黄道，古人主要看其位于中天的位置。所以从这些星宿的命名似乎都与马蛇有关来看，似乎星宿和张宿也是受到了女虚危之次的某个远古星宿的影响。

马的演化是复杂的。在氐房心宿之处的星宿有一副车马的骨架。这是房宿曾为天马的证据。除了胃昴毕之外，其余三处似乎都受到了马的影响。从图1.3.3.4来看，某一个时代，某一个使四鸟的时代，某一部族，似乎使的使四马。岁月久远，谁又能真正说得清楚？！

马，【易·说卦】“地精为马”，【春秋·考异记】“地生月，精为马。月数十二，故马十二月而生”。【春秋·考异记】的话是什么意思？以往看到这些，我只会认为古人真的很会附会。然而，现在看到这些话，我只会琢磨古人隐藏在话里的意思。是什么意思？这个意思是月数的起点还是终点在女虚危？

也可能在氐房心为春分点之时，先天坐标系，北方夏至点为女虚危，为马。或者这才是北方为马的真相之一。在6444年之后，柳星张为春分点之时，氐房心处为马，并留下了星宿的记忆在房宿。在此6444之后，胃昴毕为春分点，北方柳星张也为马或者鹿，并留下了禽称。所以，曾侯乙墓的所尚若陈，也许就是代表着这些意思。即，古人所崇尚的，并没有改变。冯时先生认为类似马的图形与危宿有关，或者有一定的道理。在表2.3.1.1中，彝族二十八宿危宿对应的星宿为北落师门，其彝语音译为“色玛”，意思为犀牛。牛与马的韵可以通转色玛的玛字的韵也与马通。或者此即北方为马的证据之一。当然这里的北方还是指先天坐标系中的夏至点。其对应着北落师门应该才是真正的传说中的天马。北落师门或者简称北落，只有在早于-5000年的时候，才能见到这个星宿，在战汉的时候春季在南方星空中根本就见不到这个星宿，所以，此星宿的诞生只能前推更早时刻，按照能见到的时刻推算，至少距今7000年，然而，如果根据刚才的推理，其诞生于氐房心为春分点之时，则至少距今17000年。所以，这个星宿必然诞生得很早。落与马同为鱼铎部，叠韵通转。如果此星星确实来源于北落师门为夏至点，则说明此时室壁宿的名称并未诞生。从某种意义上讲，室宿代表着屋宇，代表着房屋营造，危宿、室壁宿的很多星宿肩负着此职责，那是他们位于或者接近后天坐标系北方时的职能，即位于冬至点附近的职责。此时距离北落师门为夏至点，已经过去了12900年。北落的落字，也与屋宇建造有关。落，【左传】楚子成章华之台。注，宫室始成，祭之为落。又居也。似乎也是和室壁宿的作用一样。然而，二者营造房屋的本质不同，北落师门是建造的夏至点明堂，而室壁宿为冬至点的太庙。实际上，当北落位于夏至点，实际上此年代应早于氐房心为春分点，而应为尾箕宿为春分点，约在-17500年。这个北落或者也可能为此处“如月”马的来源。之前早起步篇中认为楚帛书如月的图形来自女虚危宿中的虚危宿，现在看来，其实不然，其最早为北落师门，后来为房心宿，最后为柳星张，其一路传承了马的来源。

对马的崇敬，渗透到中国人的骨子里面，生个孩子，都愿意是马年出生的。龙马精神，是将马和龙并列，而在曾侯乙墓的天文图中，女虚危为龙头。龙头就是马？在红山文化出土的玉猪龙中，马头龙也很常见。在纬书中，河出图，洛出书，为龙马背负。之前，我以为星张处，马和鹿的禽称的诞生，要在其为春分点的时候，现在看来，可能还真不止如此，想必是受到了女虚危的影响。真相到底如何，还是等待进一步出土证据吧。

另外，冯时先生关于北方为马和麒麟的论述，真的非常准确。然而，其真正能维持这么长的时间的马、鹿、鼠的禽称，是由于地点的固定影响。这个所谓的地点的固定影响，是在我研究《山海经》之后才逐步明晰的。《山海经》的主体坐标系，早期是地平坐标系，且天地为一体，不论天上星宿如何变动，地平坐标系上，山脉或者是对应的部落，甚至禽称是变动较小或者不变的，这样，当特定的星宿转到了此处，必然会受到地理位置的影响。天地分开，是到颛顼时代才做的事情。地平坐标系是中国早期历法的主要坐标系，也是《山海经》的坐标系，也是中国古代“图法”的坐标系。

最迟至-2200年，女虚危处的禽称固定为燕鼠蝠。与曾侯乙墓有些区别。不过，陈久金先生在其文中认为曾侯乙墓的女虚危之处的图形为“鴽鸟”，即鹌鹑¹⁵。我认为这个演变在后期才有此种可能，其最早应为燕子。燕子，前面的已经分析过了，至于禽称蝠与鼠，不仅音韵一致，两种动物的外形与习性也是类似的。古人认为蝙蝠是会飞的老鼠。在我的老家，我记得我的爷爷奶奶也是如此认为。蝙蝠在中国也是备受推崇的。五福临门的花钱，以及剪纸我至今记忆尤深。那么，其为什么出现在女虚危宿？什么时间出现的？背后的逻辑机理是什么？

出现时间，我想肯定是晚于匏瓜诞生的。匏瓜星不在黄道上，那时候估计还没有女虚危宿。从字的音韵上，蝠和鼠应该是与虚宿和女宿关系比较大。前面分析了，楚帛书的图像以及曾侯乙墓漆箱图上的图形一概是一致的，尽管还是稍有差别。所以，我认为这两幅图形是马或者鼠，不是蝙蝠。蝙蝠的禽称诞生得是比较晚的。而且，这两种禽称的诞生是考虑到与匏瓜的音韵是相合的，就是寓意也是如此。二者均与福禄有关。其禽称不在匏瓜的时候诞生，就只能在氐房心为春分点或者柳星张为春分点或者胃昴毕为春分点时诞生，只有这几种可能。但胃昴毕为春分点时，女虚危为冬至点，老鼠和蝙蝠户外活动都少了。所以，只能在氐房心为春分点时，女虚危位于夏至点处诞生了蝙蝠，蝙蝠在夏天正是活动的时刻，其捕捉蚊虫，也是活动的最多时期老鼠或者在此时也可以诞生，鼠与蝙蝠外形类似，音韵一致，故而，蝙蝠为天鼠，诞生或者早于老鼠，老鼠或者为女虚危为冬至点时诞生。当柳星张为春分点的时刻，此时，女虚危位于秋分点，蝙蝠活动量减少，躲在山洞内或者在室内悬挂在房梁上，因而此处也可以延续其为夏至点的神话。蝙蝠与人类的洞居生活有关，也与人类开始构建房屋有关，或许后者才是真相。其位于女虚危宿，室壁宿，这两个宿度正是盖屋的标志之处。天文图上，此处许多星宿与房屋有关。或许，这也是其寓意为福禄的来源。只有有了房屋，人们才能安居乐业，避免酷寒的侵扰。果真如此的话，那么其诞生年代基本也是可以推测的，约在-8600～-9600年代。这也说明，人类构建房屋的时代就在此时。此时大家离开了穴居或者巢居的生活，正式开始构建位于地面上的房屋。人们的生活质量得到大幅提高。此时此刻，才是古人走向文化艺术繁荣的开端。古文字的开端或者也起于此时。构建房屋，意味着夯土技术和建造技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也许夯土技术会稍微晚于建造房屋，但绝不会仅仅如考古学家所说的，房屋的发源在公元前5000年左右。

我只是从以上四个部分谈了一下我对四象来源的感悟。主要想要说明，对星还真是互相有一定影响的，不过，对星的之所以能有如此大的影响力，或者真正起作用的还是地平坐标系的作用。另外，文献里面的频繁地使四鸟，证明四鸟的演变，未必在二十八宿或者十二辰形成之后，只是在文字未形成的时代，没有记录罢了。根据我的分析，在太阴历形成之后，为了矫正太阴历失准的问题，就开始了类似的演变，也就是当四时八节或者八卦诞生的时候，使四鸟就已经开始了，使四鸟就是四季的原型，也是四象的原型，这至少是始于氐房心宿、角亢宿和翼轸宿位于春分点的时候。至少从伏羲氏时代，就开始尝试以类似建立四分至的方式矫正历法，这种四分至之法，就是早晚观测偕日升和偕日没的星宿位置。这时候的四分至为准四分至，也就是使四鸟的时代，所以，我认为四象的演变要在十二辰和二十八宿之前。这是古人为了区分记住四季的手段。这个时代至少要在-12800年角亢宿位于春分点时候。这也说明冯时先生主张的“授时主星”的起源也许要更早。

六、二十八宿诞生于何时？

这是个比较大的话题，在这里，我只是简单地讨论一下。根据我的分析，太阴历至少诞生于-15000年。自太阴历诞生之后，为了纪月，必须纪日；而纪日，必须在诞生二十七或者是二十八宿的基础上。这个顺序是不容改变的，所以，我认为二十八宿甚至要早于十二辰，这是个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逻辑。至于为何要有二十八宿。为了让月亮跑到下一个辰度。也就是月亮约每28天一超辰。有人说，远古的人不会计数，计数不超过十个。这就是简单的二十七个草棍的问题，即使是不会数，还不会比较吗？日积月累，不会也会了，何况中间有漫长的两万年的发展时间。也可以适当分组，比如后世的七个星宿为一组，这么简单的东西还能不会？伴随着需要，需要，就是被迫发展的哲学。现代人就聪明，古人就笨吗？古人发展的东西，发展的天文图像，自周代以来，被当代人误解了几千年，不要自以为是了。所谓的三十六禽，必然是其远古的遗留，只不过，各个部族的禽称并不统一，看起来似乎到战国仍未统一。其实只不过是她二大妈高兴就随意换了个名字，如此而已，些许局部变差，对大局并无影响。

七、十二辰文字诞生的时间再研究

十二辰文字的诞生，前几个章节已经有讨论，至少在-4500年左右已经形成十二辰。其文字的全部诞生完成，也是在这个时候。然而，之前的分析已经提到，子午卯酉的诞生可能要提前。因为这个与矫正太阴历历法的失准有关，为使四鸟的时代，为四时，为四季。所以，子午卯酉提前诞生，就是为了标记这四个特殊方位。

八、再论表2.3.4.2中旗的作用

旗的作用之前分析过了，早些时候，我认为旗与春分点的位置有关。然而，通过分析，却发现是有问题的。随着认识的逐步深入，我发现部分天旗的位置与夏至点关系密切。在较早的时期，古人也许并没有夏至点的概念。标记夏至点的位置用的垣。就是太微垣与天市垣。而紫微垣那是太极以及太极天帝的处所。故而这里不论。然而，天市垣与太微垣确实与夏至点关系密切。在早期，左右垣，就是左右旗，是用来干什么的？用来标记时节。关于太微垣，其实我的分析中已经非常多了。太微房就是明堂，是说整个太微像一个大房子吗，这个大房子就是明堂，就是夏至点。用其左右垣来标记某一年代，是标记春分时节具体在哪一天，只有在此时间才能标记准确的夏至点位置。当然，也可以用以定位春分点。这些之前都提及了，不再重复。天市垣，文献也并未记录其为明堂。然而，其开口正对着氐房心宿和尾箕宿。房心宿为明堂，是记载到文献中的。就天市垣的左右垣的开口所冲的位置来说，尾箕宿的位置比房心宿位置还正，所以，可推论尾箕宿也曾为明堂。所以表2.3.4.2中，涉及天市垣的，涉及房心宿的，都是指其为夏至点，为明堂。和太微垣相关的，有翼轸宿为天旗、位于轩辕右角的酒旗，也为夏至点，为明堂，虽然离开太微垣有一段距离，然而，这应该是黄帝时代的明堂标志。是太微房的延续。就青丘和翼轸宿来说，或者具有双重的功能，或者具有单一的功能。我不知道把翼轸和酒旗划入哪一种。就其位置来说，二者都位于太微房开口位置，或者可以只是夏至点的位置。根据之前的分析，翼轸宿附近的青丘，乃是太阴历月建的首月，即-12800年，角亢宿位于春分点的时刻，所以，我更倾向于翼轸宿和青丘为月建的首月，其旗帜别名就是表明月建首月位置的。

和青丘有类似功能的还有建六星以及荷鼓左右旗之星，或者都是同一个功能。然而，其深层的意义仍然有待于挖掘，我怀疑他们和斗建有关。

还有一个旗帜，为参旗、九斿、五车三柱、座旗。也许也是用于斗建，至于如何斗建，也需要深入探究。

所以，从以上看来，旗帜与太阴历的月建有关，与斗建的月建有关，也与夏至点明堂有关。所以，确实不能一概而论。

前文也提到过，斗建的方式有三种，可以“杓携龙角，衡殷南斗，魁枕参首”。分别对应不同地域的人们进行斗建。因而，区分不同的年代，也可以实现斗建。根据之前在第一章第八节的分析，分析-9600～-8400年“杓携龙角”的斗建，此时，通过斗建，或者在东夷部族已经发展出了十二辰。根据前面的分析，发现只有使用太岁技术才可以斗建十二辰，然而那时候根本不可能用太岁技术，似乎在那时候根本无法斗建十二辰。可是，在柳星张为春分点的时候，天相星，这个唯一在天文图中标识出来的天相星，是用以指示真正的春分点的。所以，之前在本篇第一章第八节分析也许是存在问题的。也就是说，我仍然在-9600～-8400年到底是否存在斗建十二辰上摇摆不定。如此，则如图3.1.8.1中的1图所示，室壁宿为寅，似乎能解决摄提的问题，然而此时能否使用太岁技术确实是绕不过得一道坎。所以，只好保守些。分析到此处此时，即-9600～-8400年，仍为类似黄道技术调制的太阴历。

比较难一点的，无法统括在前面分析方法中的，就是和紫微垣相关的旗，《春秋·元命苞》曰：

“紫之言此也，宫之言中也。言天神运动，阴阳开闭，皆在此中也。在北斗北一曰紫微，大帝之座也。天子之常居也。主命主度也。一曰长垣，一曰天营，一曰旗星”。

“阁道六星，在王良前，飞道也。一曰王良旗；一曰紫宫旗。《观象玩占》：阁道六星，王良前，从紫宫至河中，王良旗也。”

这两条关于紫微垣的，第一条，这里的旗帜，或者为天子之旗，指示紫微垣为天帝之所常居。而太微垣和天市垣为天帝办公之所，这两个地方其实都和春分点有关，都是春分点时在傍晚中天可以看见这两处办公之所，也就是所谓的夏至点的位置。

第二条的“阁道六星”，为王良旗，王良乃是天帝的座驾，故而，此处乃是天帝出巡到天市垣与紫微垣的通道指示旗帜。

九、八卦的文字为什么诞生比较晚

有人要说了，为什么八卦的文字诞生得比较晚？实际上，这都不算个问题，因为八卦的文字早已经诞生，只是被挪作他用。而新的文字大约在战汉或者稍早一些的时间形成。那么，那些被挪作他用的文字是什么？就是十天干。在起步篇中，我做了十天干的解析。其由四而八，而十。所以甲乙丙丁或许为最早的四卦。之后在甲乙丙丁的基础上，增加了戊己庚辛，合起来为八卦文字，就是这样。

十、关于司民与轩辕角

轩辕角，按照《周礼·秋官·司民》“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郑玄引郑司农曰：

“文昌宫三能属轩辕角，相与为体，近文昌为司命，次司禄，次司民”

按照这段话可以理解的意思是，轩辕角的一部分由三能组成，三能即三台。接近文昌的两颗星为上台司命，中间两颗为司禄，最远的两颗为司民。

“天府若祭天之司，民司禄而献民数谷，数则受而藏之。”〈订义〉郑锷曰：“考小司寇之职，孟冬祀司民献民数于王，王拜受之，以图国用，则祭司民献民数小司寇之职，春官司禄之职，阙其祭司禄之神，或同司民之祭欤？司民，轩辕之角星司，禄文昌宫之星，又云下台为司禄，禄之言谷也。”

考轩辕右角乃是轩辕十四，只有其靠近酒旗，则轩辕左角必为轩辕十六，而不是郑司农所说的三台。极大概率为轩辕十六为司民。

按照郑司农的意思，三台中，距离文昌最远的那颗星为司民，中间的为司禄。而按照郑锷，则三台中下台为司禄，也就是郑司农说的那颗为司民的星。

所以，上述存在着矛盾，造成这种矛盾的要不是文献记载有误，要不就是不同年代的司民司禄星宿并不一致。

还有一处令人错愕的地方，那就是“孟冬司民”。按照古人的习惯，所谓的司的仪式，并不仅仅是祭祀，而是应该有相应的天文观测活动参与。孟冬司民，是要在孟冬看到南中天的星宿为司民吗？是在什么时候是观测？在傍晚，还是凌晨？还是子夜？这些不同的观测时间决定了“司民”活动源自的年代。我个人感觉如果在冬至点观测，结果容易些，为什么要设在孟冬？如果在子夜，则当-4850年左右，春分点在戉宿的时候，刚好在孟冬时可以观察到子午线于南中天穿过司民。注意，我把这里的司民定为轩辕十六。

第五节 -8000年左右建星历法与衡殷南斗

《清华简·五纪》，记载了起于建星为首的历法。传统上认为，这是以建星为冬至岁首，为正月的历法，其年代在战汉时代，距今不会太远。然而，这样就对吗？如果不对，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历法？我们先看一下《清华简·五纪》原文：

“建星、牵牛、婺女、虚、危、营室、壁；奎、娄（娄女）、胃、昴、浊、参、发（伐）；狼、弧、咮、张、七星、翼、轸；大角、天艮（根）、（本）角、驷、心、尾、箕。神尚南门，后正北斗。”

此历法与《史记·历术甲子篇》记载的历法基本是相当的。司马迁写道：

“以至子日当冬至，则阴阳离合之道行焉。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已詹，其更以七年为太初元年。年名‘焉逢摄提格’，月名‘毕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

天元之始，于十一月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日月若连珠，俱起牵牛之初。岁，雄在阏逢，雌在摄提格。月，雄用毕，雌在訾，訾则娵訾之宿。日，雄在甲，雌则在子。此则甲寅之元，天道之首。

根据图3.2.4.1则其孟月建寅，位置在斗牛宿，对应着夏历十二月。因而大家认为，《清华简·五纪》与《历术甲子篇》是相当的。其皆认为牵牛为冬至点。

“古者包牺神农，制作为厯。度元之始，见三光未如其则。日月列星，未有分度。日主昼，月主夜，昼夜为一日，日月俱起建星。”

我怀疑《周髀算经》记载的这一历法，实际上是更为古老的历法。然而，《周髀算经》，通常被认为是用来作为谈及四分历的引子。按照我原来的认识，四分历乃是冬至点在牵牛的历法，与《周髀算经》中伏羲历法应迥然不同，至少年代上不应该一致。根据我的分析，伏羲历法，似乎应为伏羲创造的历法，在-15000年，历法起点在角亢宿，之前已经分析过了。那么《周髀算经》中提到的伏羲神农历法呢，起源于什么时候？

在《周髀算经》和《清华简·五纪》中都提到了建星，建星在《星经》和《随书·天文志》《观象玩占》《贤相通占》等书中皆有记载，记载其最早的文献为《国语·周语下》，年代都不算太早，然而，其中的建字，我认为是有玄机的。建，除了为月建之外，还为斗建。

《周髀算经》和《清华简·五纪》的历法起点都为建星，从文献的角度看来，可以认为二者为同一个事情的记录。假如二者有别，无非就是《周髀算经》记录得清楚明白一些，其“日月俱起建星”，说明了历元之始。现在我们知道，日起建星，可以非常明确地理解为历元之始，伴日星宿为建星。这个伴日星宿，也无非只有两种可能，一种为建星为冬至点的战汉时代的历法，一种为建星为夏历正月的历法。夏历正月的历法，代表着女虚危宿为春分点，从楚帛书边文月如月的分析看来，也是不能排除这种可能的。然而，《周髀算经》中，提到了伏羲神农，神农的历法，我们前面分析了，和《苏州石刻天文图》中记录的明堂一致的年代为-4160年。通过推导分析天市垣为明堂的年代为-8600年。-8600年也许就是神农历法的上限。然而，伏羲的历法，我一直以为在角亢宿和氐房心宿为春分点的时代，最远距今-15000年。而如果为伏羲历法，起码不可能在战汉时代，因而，战汉时代建星为冬至点，或者斗牛宿为冬至点的历法就被排除了，因而只剩下了女虚危为春分点的历法。

有人说，所谓的历元，无非是后世推算前世，找到一个祥瑞的历法始点，这种可能也是不能排除的。

那么《清华简·五纪》中，因为没有提到伏羲神农，所以，其历法为建星冬至点的可能性非常大了。

不论如何，上面的几种可能性我都列了出来，哪怕可能其非常离谱。

一、建星历法与斗建

之前分析的“数起角亢”的历法，即伏羲历法。已经确定了依靠四时调制的太阴历法最早起源于氐房心为春分点的时刻。不可能更久远了，如此，就排除了《周髀算经》为女虚危为春分点的可能，那只是一种历元。

然而，《清华简·五纪》中未提到日月俱起建星，未提到伏羲神农，则除了斗牛宿为冬至点的战汉历法，实际上还有一种可能存在的历法，那就是斗建。以半夜子时观测南中天斗建星宿随着月份增加，星宿切换的顺序记录在《清华简·五纪》中。《清华简·五纪》为这种历法可能性，也是不能排除的。

和大家一样，之前，我总以为《清华简·五纪》提到的建星，这是一个以斗牛宿为冬至点的历法。直到最近我才觉得自己似乎深切地了解了斗建的含义，才明白了这个建星的古老渊源，应来自斗建。其图如图3.2.5.1。

建星，这个记载在《苏州石刻天文图》等众多文献图集里的建星，首先代表着斗建。建，就是斗建，斗建的含义是如图3.2.5.1中的顺时针旋转。建星的位置，在图3.2.5.1中用“斗建”标记。建星斗建，其年代在-8600～-8000年。而不同于“杓携龙角”的斗建，“衡殷南斗”的斗建，不是在春、秋分点等四分至位置时，以斗杓指向正东西南北四向，而是以斗建时的衡和南斗的连线为指向标线。斗建时，其指向南天中央。故而，这个历法要早得多。实际上“衡殷南斗”的历法，其年代稍晚于建星为孟月的斗建历法，“衡殷南斗”的最早年代约在-8000～-7300年左右。如果将其按照实际夜半子时观测绘制，则其图如3.2.5.4。衡殷南斗是在南中天观测的斗建，可是-2200年斗建，是在傍晚酉时在东方观测的。见图3.9.2.1，这个司马迁在阐述斗建时并未注明在哪个方向观测，其实平旦在东方观测诸多不便，所以我认为，所谓的斗建除非特指，则起始斗建都应该在南中天观测。我们再看一下司马迁的叙述：

北斗七星，所谓“旋玑玉衡，以齐七政。杓携龙角，衡殷南斗，魁枕参首。用昏建者杓；杓，自华以西南。夜半建者衡；衡，殷中州河、济之间。平旦建者魁；魁，海岱以东北也。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

如此，则即使昏建者杓，也应该在南中天观测，图-2200年的观测，只是后世的权宜变通，则按照我的思路，其起始形成昏建者杓的年代也应该在-8600年左右，即如图3.2.5.5所示。

那么魁枕参首呢？如果按照平旦建，则魁和参首的连线指向东方，根本观测不到，其年代应该在-6600年井鬼宿为春分点的时刻，由于不容易观测，所以，我怀疑这应该是更早的年代，而用的也是平旦观测，且在南中天。则此时年代约在-12300年，角亢宿为春分点的时刻。此时的斗建图如图3.2.5.6。这个年代或者为斗建的起源年代。

我计算了一下，大约在-8000～-7300年左右的时候，在孟春时刻，“衡殷南斗”，即北斗“衡”和南斗的连线，正好在正南方中央；且子午线通过建星或者南斗，时间在半夜子时。在这个历法中，和传统的斗建不同，这个斗建指示星宿为衡殷南斗，即北斗七星中的衡与南斗的连线。这个历法的应用地理范围，按照司马迁的说法，为济南附近，因而模拟的历法也应以济南地区附近为准。此时刻，柳星张宿为春分点，正是我之前分析的柳星张为春分点的时代。

山西吉县柿子滩遗址的岩画，其中有一个类似飞蛾的女巫图像，冯时先生认为是北斗七星和南斗六星。其年代刚好符合刚才的计算。所以，衡殷南斗的时刻，只有在半夜子时，南斗位于正南的时刻，且北斗位于正北斗杓南指的时刻。

总之，这个衡殷南斗的历法，前面其实在分析春分点之时，已经分析过了，时间在-8000～-7300年左右。但是之前的研究忽略了建星。也就是说，这个斗建的传统，来源于建星斗建，就是来源于柳星张宿为春分点的时刻。之后又发展出了“衡殷南斗”，这也是建星名称的由来。“衡殷南斗”严格斗建的年代稍晚于建星，约在-8000～-7300年左右。这个也是北斗定十二月历的较早来源了。一个建星的“建”字，揭示了这个秘密。这个斗建的十二月，泄露了一个秘密，那就是十二辰的诞生确实很早了。即在-7600年，井鬼宿为春分点的时刻。之前，我非常怀疑十二辰的诞生时刻不会太早，最早在-5400年，可是这个记录又被刷新了。但是，这未必代表着推翻了之前的所有的推论，只是代表着十二辰星宿位置的诞生，而不是十二辰文字的诞生，十二辰文字的诞生仍然如之前的分析。也许，在-8600年前后，十二辰的文字，大概率没有全部诞生。但是，十二辰的文字，随着斗建，可能已经部分产生，比如之前举例的子午卯酉四辰。

这个年代如此之牛，不容糊弄。然而其十二辰文字究竟存在与否，如何排布，是很难确定的，唯有建星和春分点的标注正确而已，尽管我在图3.2.5.1中画出了十二辰，但那只是用于标注位置，未必代表着其已经诞生。我验证了《清华简·五纪》中引文的最后一句话，“神尚南门”，所谓的“神尚南门”，是在-8400年，春分点时刻，在傍晚酉时，在南天之中确为南门星。南门为夏至点，正是《清华简·五纪》所谓的“顺仁”之时，符合“南门之德曰：我顺仁，序至四时，临天下，纪皇天。南门之德位顺，夫是故后位顺”。所谓的“后正北斗”，在“衡殷南斗”斗建之时，即正月时，半夜子时斗建，通过北斗七星的“衡”和天市垣“候”的连线，通过建星。所以，这个“后”字的来源，本质上应可代指北斗。

山西吉县柿子滩遗址的岩画，见图3.2.5.2。在此图中，北斗的画法不是正向的问号，而是反向的，故而为后天坐标系。说明了那时已经具备了后天坐标系的模式，我原来认为后天坐标系的极限采用年代在奎娄为冬至点的时刻，却最终还是定格在胃昴毕～井鬼为冬至点的时代。那么，那个柿子滩的飞蛾般的女巫是什么？是织女还是其他？

图3.2.5.1中，似乎少了一些东西，他们是真正的地支，也就是之前分析的十二次，将其补充于图3.2.5.3。当然，这里不是指十二辰与十二次相配合，而是指出二者之间的区别。十二次为地支，代表着与斗建反方向的历法，也即地支月建的历法。即星纪，玄枵、娵訾……止于析木。地支为日月之会，一岁十二会，为阴历月建，即俗所谓月建或者月将。而斗建为和地支反向的斗建十二辰，二者合起来，就是阴阳合历。

图 3.2.5.1 -8400年的历法排列，柳星张为春分点，后天坐标系，斗建在建星

图 3.2.5.3 -8600～-8000年的历法排列，柳星张为春分点，斗建在建星

图 3.2.5.4 -8400年的历法排列，柳星张为春分点，后天坐标系，夜半子时南中天观测，斗建，斗建在建星

图 3.2.5.5 -8400年的历法排列，柳星张为春分点，后天坐标系，杓携龙角斗建，傍晚酉时观测南中天

二、衡殷南斗

很多人认为，所谓的“南斗生，北斗死”来源于战汉之后，其实，其早有渊源。在-7600年，柳宿为春分点的时刻，就已经存在了，此时，南斗对应的时刻为牛宿为孟月，实际柳宿为春分点，所以，此时孟月半夜子时，南斗位于正南方中央，代表着春季万物生，南斗因为春天万物生，才主生，北斗位于正北方，故而代表着秋杀，故而主死。有其天文学渊源在此，这才是所谓的生死的真谛。

总之，本节解决了之前在本篇第一章第八节斗建所存在的不能解决的问题，因而，斗建的时间可以大大提前。之前，认为斗建在-4500年是极限，现在这个时间至少提前到-7600，甚至-8400年前。但仍如之前的分析，这并不代表着十二辰文字就在此时诞生，十二辰也许有着其他表示方法。

三、与阙丘的完美统一

前面由阙丘星宿确定的历法，其年代为-8600年春分点的历法，和建星历法-8400年的历法是吻合的。和“衡殷南斗”的记载虽然有一点时间的出入，但基本上也可以认为是吻合的，或者我的结论有点武断了些，然而也可能确实揭示了未被大家所知的历法。

四、二十八宿诞生时间

实际上，只要证明了建星历法，则《清华简·五纪》中记载的二十八宿，其诞生日期，未必在战汉年代，这一历法记载的时间恰恰在-8400年，在这个年代，二十八宿已经诞生，这是显然的。有些人会不以为然，实际上根据《清华简·五纪》二十八宿之后的一句话“神尚南门，后正北斗”，结合图3.2.5.3，可知，最晚在柳宿为春分点的时刻，衡殷南斗，年代在-7600年左右，必然二十八宿已经完善。而建星历法，代表着二十八宿在-8400年已经完善，《清华简·五纪》可以认为是记录二十八宿存在的文献。

竺可桢在《二十八宿起源时代与地点》¹⁶一文中，综述了二十八宿研究的各派的观点。郑文光在《中国天文学源流》一书中，在第三章“二十八宿研究”¹⁷一文中提出了几个问题。下面我着重分析其提出的问题。

第一问题为“二十八宿划分的依据是什么”，这一问题，几乎不算是问题，二十八宿，尽管无法考究其根源，但是无疑，其为月道是肯定的。不论是为二十七还是二十八，其符合月道的自然规律，而且，根据我的研究，太阴历必然为二十八宿诞生的根源。

第二个问题，“二十八宿到底是沿着天球赤道还是沿黄道划分？”答案是二者兼而有之。这是中国的历法特点。

而第三个问题，“二十八宿体系是什么时候形成的”，本节已经给出了答案。这个时间是目前通过文献，以斗建确定的有记录的二十八宿最早的体系，并非理论上二十八宿产生的最早时间。

其第四个问题，“二十八宿起源于我国，还是外部传入的？”，这个几乎也用不着研究，根据我的研究，中国的文明史，就是历法史，反过来亦然。其屹立在整个地球文明的源头。其时代之早，超出了我的想象，当然也超出了大家想象的极限。

第五个问题，“二十八宿为何宽狭不等，而且大相悬殊？”。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不能一概而论，而应该就其具体位置具体分析。郑文光先生举出觜宿的例子。很多人也给出了相关的原因分析。我认为，这和觜宿的演变历史有关，觜宿在冬至点位置时，为龟觜、为鱼觜。在春分点位置时有演变为鸟嘴，因为其具备特殊的含义，故而不能舍弃。就其所处位置而言，参宿完全可以替代它，保留其之目的，仅仅其历史上的特殊含义。参宿、觜宿和毕宿的演变最为复杂，在历史上，我认为五车三柱这只鸟、这只鱼的作用最大，持续了很长时间，其历史似乎应早于参宿和毕宿。

第六个问题，“二十八宿的距星为什么大多数是暗星”。这个问题的答案和第五个问题一样。是不得已而为之。原来的星宿在特定的年代，已经有了其含义，比如原来在-8600年，当岁月来到了-2200年，原来的星宿定义已经不再适用，然而，其已经铭刻于历史，铭刻于记忆。被赋予了神格和神名。故而，新的变动只能使用较暗的星宿。这是时间变化的结果。

目前主流的研究认为，中国古代的二十八宿形成时间，没有留下直接的资料。赵永恒、李勇在其文《二十八宿的形成与演变》¹⁸一文中，在引言部分罗列了相关研究。竺可桢起初根据二十八宿与天球赤道的最佳会合年代，认为-4500年～-2400年间相合最多，后来其又将二十八宿的形成年代改为了公元前四世纪。冯时认为-3500年～-3000年与赤道符合得最为理想。赵永恒、李勇，通过对“与赤道和黄道相合的宿数、月舍宿数、对偶宿数”的研究，最终给出了-5690年～-5570年，这120年间为二十八宿形成的最佳年代。然而，其研究的所谓的相合的理论，未必就是古人心中的理论。古人对于星宿的位置相合，未必是其认为的相合。比如和赤道的相合，在夏至点和冬至点，特定的观测时间，赤道和黄道在南中天是重合的，只要是重合子午线上的特定星宿，即使远离赤道或黄道，也会被古人用来作为标志星宿。而且，二十八宿起源于月站，但是其功能还要兼顾指示太阳的位置，就必然将偏离于黄道的相关星宿作为指示星宿。比如五车三柱，比如南河和北河等等。即使是参宿也是如此。而作为历法最早的指示星宿的匏瓜，其基本上位于中天。再比如荷鼓（牵牛）和织女，在遥远的古代，其作用，就是后来的牛宿和女宿的作用。再比如天鸡，在华胥氏时代的用途，等于后来的牛宿。《中兴天文志》云：

“钺不附井，耳不附毕，糠不附箕，长沙不附轸，钩钤、键闭不附房，则以属吏目为官也。矢得以附弧，臼不得以附杵，以弧矢一人司之，杵臼二人司之故也……”。

故而，古人是以用途和目的标定星宿，而不仅仅以其大小、明暗、远近。不过，尽管如此，此文还是做了一些有益的研究。

然而，大家的一些研究，都没有罗列出直接的或者间接的通过传世文献或者出土文献给出的二十八宿演化的年代的证据。即使是有，也大都语焉不详。

我认为，二十八宿必然起源于古人对月亮每日位置变化的研究，然而这一时间的更上限，却难以确定。

通过对摄提别名为阙丘的分析，-15000年，已经存在了十二个月。-12800年青丘星为孟月的分析，此时为十二月准阴阳合历的历法。从-15000然后到-10800年，这期间到底存不存在二十八宿，还是仍然采用恒星月还是朔望月表达月份，是没有记载的，难以确知。

五、数起角亢与《清华简·五纪》的建星历法

那么，数起角亢，到底代表着什么历法？与建星历法有什么区别？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应分析数起角亢的可能历法。第一种，为角亢宿为春季孟月的历法，此时氐房心为春分点，年代约在-15000年，左右摄提为阙丘的记录，印证了此种历法确实存在。第二种，通过类比法可以类比出的历法。假如数起角亢为胃昴毕为春分点的历法，数起角亢为后天坐标系，记录的春分傍晚酉时所看到的星宿历法，此时，胃昴毕为春分点，年代约在-2200年，然而，其旋转方向与黄道历法相反，虽然可以做到数起角亢，然而斗建次度在卯，指向罗盘氐房心宿位置，下一斗建月次在辰位，即罗盘角亢宿位置……而与黄道的星宿按照依次切换方向相反。故而，是不相合的。因而，结果是只有角亢宿为孟月的历法，才符合，即-15000年的历法。但此时或者还无斗建，北斗最多起到了指示方向的作用，而非斗建。

第六节第二章小结

其实这一节中的内容，不仅仅是本篇第二章的小结，而是全篇的总结，至此，我所认为的大部分疑虑，除了我认为我无法分析的，在我的认知范围之内，都基本揭开了。因为，内容驳杂，且我的分析过程中，对与错间杂，故而，所谓的总结，只不过是将我认为正确的和重要的，稍微再强调一下，以便明晰其内容。过程，我不再详细分析了，只是强调结果。大部分内容，之前都分析了，在表3.1.4.1中也有反映，然而，表3.1.4.1的那个表中，有一些内容是错误的，因为，在那个阶段，我还没有分析到太阴历法，故而，表3.1.4.1需要矫正，因而再简单叙述一下。另外，涉及有些年代，可能前后略有差异，但是这不是精确的四分历时代，即使是差个几百年，上千年又有什么关系，本来也只是粗略的估计。且这些历法到底存在与否，我是揣测的，对错尚且不知，年代差点大家是可以容忍的。下面，我从远古盘古氏至今，大抵罗列一下，我揣测的内容。

一、盘古氏及匏瓜时代

年代范围约在-23000年到-21000年，约在女虚危为春分点的年代，以匏瓜为对方的指示星宿，作为一年一度的纪年标志星宿，在远比这个年代更早的-24000年，北极可能已经被发现，勾陈六星口中的耀魄宝为北极。匏瓜为非黄道星宿。因而，只是用其估计岁月是粗略地估计。从槃瓠的名称分析，此时的人们已经会制作船只，或许只是独木船。但其可用来航行，说明其已经熟练地掌握航海技术。记载其书的图，见图3.2.6.1。在此年代甚至于稍早于此的年代，大概率的燕子的迁徙回返，已被用于指示春季的到来。

二、华胥氏时代与鱼鳖崇拜

-20000年到-17600年，天鸡作为东方的指示星宿，作为一年一度的纪年指示星宿，其基本上接近于黄道，因而，指示结果是非常精确的。大约自-19800年，天鸡正式应用，直到天龠、天江也纳入应用。在-19800年，大概率地诞生了十二月太阴历法。这源自对华胥氏名字的分析。这是一支滨海文化的部族，其应和盘古一样，也是位于海滨。船只大概率已经应用于捕鱼作业，这一劳作，促进了太阴历法的诞生。月亮为此部族最先关注，产生了太阴历，太阴历的应用早于太阳历。

三、伏羲氏时代与牛羊狗崇拜

-16800～-12800年，为伏羲氏时代，或者一年已经具备了春秋两季或者四季，甚至八节。牛、麋鹿、犬、羊、狗、豺狼等或为相关四时禽称。当角亢宿进入春分点的时刻，发展了龙龟鱼崇拜，牛羊为明堂位崇拜。在此阶段，肯定已经出现了四时的萌芽，四时相当于太阳历。而太阴历仍大行其道，只不过，其历法受到了四时的调节。在前面的分析中，我用的是调制或者协调两个字来表达这种关系。此时的四时，还不是真正的四分至，主要是没有发展出相关的技术，但是已经非常近似了。

在-16000～-15000年，多子文化延续。太阳历法中的二季历法，协调十二月太阴历。麋鹿、鹿在-15000年为禽称。别名为阙丘的左右摄提，揭示了其历法来源。

四、女娲氏时代与鱼蛙崇拜

女娲氏的时代，主体为翼轸宿为春分点的时代。大概率发展出了四时八节，这个阶段也是先天八卦的存续阶段。女娲氏修正了因为岁差导致的四时，发展出了四时八节技术。此时的太阳历，仍不是真正的十二宫那种观察每月半日星宿切换变化的时代。所以，这是一种近似的太阳历技术。其主要目的，或者仍为调节太阴历的历法。但是，已经朝着脱离太阴历的方向转变。进而，可发展为纯太阳历的历法。此阶段的时间在-12800年～-10800年。

此阶段，传承左右摄提为孟月的历法，青丘也为孟月标志星宿。

在此阶段，生死文化崇拜，和多子文化叠加。神宫作为明堂，起到了生育的子宫和天宫的双重作用。其中蛙纹为主要纹饰，在庙底沟、马家窑、半坡遗址都有出土。蛙纹见图3.2.6.2。

五、柳星张为春分点阶段—神农氏、炎帝时代早期时代

这一阶段的年限为-9600年～-8600年～-7600年。此阶段历法花样繁多。或为八卦，也就是四时八节。或为十月太阳历，或为阴阳十二月合历。此阶段为神农氏早期阶段，大约主要的就是这些。

八卦分为先天八卦和后天八卦，先天八卦，在女娲氏时代已经存在。在此阶段又发展了后天八卦，究其原因，是已经发展出了以冬至点为中心的历法技术，具体而言就是发展出了斗建技术。后天八卦和先天八卦的南北方向相反。

十月太阳历的活化石存在于彝族文化中，其植根于太阴历，为了摆脱太阴历的固有缺陷，发展出了十月太阳历。太阳历是和农业发展紧密相关的。这一段的起点上限年代在-9600年。

存世的十天干文字就是十月太阳历的遗留。十天干文字的发展，应在-8600年～-7600年。

这一时期，大概率没有发展出月阳的文字，月阳文字的发展阶段大概率在-4850年左右，文字的繁盛阶段。月阳和天干一样，都是十月历用来纪月的文字。属于太阳历。

这一时期，与天干共存的是岁阳，大约是用来纪岁或者纪月，都是可以的。其文字或者并没有发展出来。但也难说，因为从之前分析的甲乙丙丁为一组，戊己庚辛后来补充的情况分析，甲乙丙丁为四个季节的表示方法，说明，甲乙丙丁为最早诞生的四个季节，也是最早的天干文字，甚或在-15000年可能已经诞生。因而完整的天干文字在-8600年左右诞生也并非什么稀奇的事情。然而，这些东西只能靠分析，靠考古是不可能得出结论的。

十月天干历的诞生期在-9600～-7600年间。这是可以推导的。根据前面月阳和天干的推导，二者具备一定的对应关系。“厲則”对应着“戊己”，但天干的极性不强，可以是先天，也可以是后天坐标系，故而，将两种戊位的可能，将其分别绘制于图3.2.6.3中。通过前面的分析可以知道，厲則对应着尾箕宿附近的星宿。则在图3.2.6.3中，1图为模拟的后天坐标系戊位，年代为-12800年，不能诞生文字，且后天坐标系此时并未诞生，故而舍弃。2图为先天坐标系，其年代为-8600年，正是斗建的年代，故而，此图予以保留。戊，对应着尾箕宿，则，对应着斗牛宿。或许这就是天干最早诞生的年代。戊，就是司母戊大方鼎的戊，是尾箕宿的西王母在此处的天干名。但到了商代，尾箕宿已经挪到了3图所在的-2200年的位置。天干的文字诞生，保守按照-7600年诞生估计，距今9600年。所以，所谓的司母戊的“戊”，代表的并不是商王之母，之妇，而是可能自古以来的，包括炎帝神农、黄帝以及夏商周三代祭祀的祖先神—西王母。

而司母戊鼎，原定名称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反而后母戊，缺少了祭祀的味道。戊的大神为西王母，是华胥氏。那么，其他的天干呢？是否每个也对应着一位大神？

五行，应在柳星张为春分点时诞生，五行的基础也是以冬至点代表的北天极为中心，故而，其为后天坐标系，我们最早见到的后天坐标系文字，比此时晚了2000多年，在觜参宿为春分点的时刻，即四方风甲骨文字。北极崇拜的特点就是必须有斗建。北极天帝的图形见图3.2.6.4。五行文化的诞生，标志着明堂文化的盛行。且文明的主导已经有天地合一的概念，人君或者更重视自己的统治。五行的中心，实际为地心，代表着天下的君主的统治。而以五采、五色彰饰明堂、绘制图法和日月星辰等或者起于此时。章，即璋，即彰，即章，章的产生，也与乐器有一定的关系，说穿了，是由于后天坐标系的诞生、北极文化的诞生、立杆测影与斗建文化的诞生产生了文明，产生了礼乐。乐竟为一章。而玉璋崇拜就是这种文化的缩影。玉璋的诞生，代表着五行文化的诞生，其伴随着斗建而生，伴随着北极崇拜而生，伴随着立杆测影的诞生。玉璋代表着祭祀北极的文化，也代表着四方帝、五方帝的诞生。在-10200年，此时，早上卯时观测，天顶在五帝内座，晚上酉时观测，天顶约在氐房。这两个天顶，对应着地上的明堂为地心，为地上帝王的统治中心，当然，这个中心是属于神农氏最早一代的炎帝。

十二月阴阳合历，一直是我分析的重点，早期的分析，我认为其不早于-3300年。后期通过斗建的分析，发现其最早有可能出现在-4500年，这一斗建技术是“杓携龙角”。再后来，通过对“衡殷南斗”的分析，发现其可以更早，其上限年代为-7600年或-8400年。然而，斗建十二辰的文字出现应不早于-4500年，在-4500年。这一年代附近诞生的概率较大。而天干文字，更应早于十二辰，故而，至少在-7600年，或者已经完善了天干文字。但更早的十二辰的其他别名，世人是如何称呼的呢？根据之前的分析，我认为很大的可能为岁阴。岁阴初始为纪岁，或者在历史上，当十二辰未诞生时，用其作为十二辰的替代品，也是可能的，但是这个观点缺乏文献证据。

-8600～-7600年，房心为明堂，这是记载在文献中的，不再重述。这一阶段，某些部族的历法为阴阳合历，这个年代至少距今10000年。这是我之前想不到的。在这个阶段，发展出了天市垣，这个是三垣中最先发展起来的，主要用来矫正历法，矫正历法不是一两年就完成的，需要三到五年。以每五年历法回到原点为准。天市垣的名称是后期发展而来的，最早期，其名称为天旗。或者这个就是最早的节日之一，在这个阶段，胃昴毕为冬至点，我之前分析的天节、附耳，此时处于冬至点位置。这也是节日的来源。现在想来，冬至点作为节日和夏至点作为节日是一样的早，同样来自柳星张为春分点的时刻。但其根源，在于帝座处于明堂的年代，约在-10800~-10200年，即觜宿这个大龟位于冬至点的年代，这个大龟就是后来-2200以来，所谓的后天坐标系的北方为龟蛇玄武的源泉，这个是之前分析玄武来源所忽略的。这个时代对应着女娲统治的年代，其相关传说中也有玄龟定四极之说。所以是相吻合的。这个年代是文明的前夜。

起点为阙丘的历法，虽未言明，但是通过分析，其历法年代为-8600～-7600年，标志星宿为阙丘星，后期此星宿的功能被戉星继承。其为真正的阴阳合历历法。这一历法阶段，各个星宿的禽称基本完善，本阶段发展出了马，作为明堂麋鹿的补充禽称。这一阶段或者为天马和凤凰的禽称阶段，春分点为凤凰，也就是后来的柳星张附近的敦鸟星，这一阶段整体禽称或者如图2.3.1.4所示，虽然和-2200年的禽称还有差别，但是主体结构已经完善。

在-9600～-8600～-7600年期间，明堂为房心，柳星张为春分点，真正意义上的春分点就在此时，之后，每间隔2148年，就会诞生一个新的春分点。柳星张为春分点时，其处禽称为凤凰或者其他鸟类。真正的天相星宿在此处诞生，这标志着春分点的真正诞生，也预示着十二月太阳历的诞生，预示着阴阳合历的诞生。天相崇拜，也是天目崇拜，其经井鬼宿传到了觜参宿，在觜参宿为春分点时，大放异彩，创造了灿烂的文明。

六、神农氏延续时代与十二辰的子诞生

这一年代的历法时间段为-9600～-3100年。其实横跨了柳星张、井鬼为春分点、觜参为春分点的阶段。柳星张阶段，见前面分析。

-7500～-4900年，为井鬼宿为春分点的阶段，也是奎娄为冬至点的阶段，这一阶段发展了著名的奎为封豕的凌家滩文化。甚至于红山文化，也和猪崇拜有关。在此阶段，延续了阴阳合历文化。在这一阶段，冬至点已经显著地纳入了文化的核心。标志着北斗崇拜已经形成了文化，成为文明的基本要素。在-7600年斗建的影响下，这一阶段为斗建十二辰的过渡期。鬼宿文化逐渐纳入中华文明的核心。斗鬼的厌胜文化，直到今天还是影响着我们。但这部分内容，本文不深入讨论。西王母文化的昌盛应该与尾箕宿此时为秋分点有关，华胥氏的部分传承在这里被勾起了回忆，在汉代更是重新达到了兴盛。翼轸宿为明堂，鱼龙崇拜源头，源自华胥以及伏羲女娲，此时作为明堂的圣物，再次植根于这片时空的沃土。

龙鱼为明堂圣物。极有可能在此时，历法文化外传，传播到其他文明。从斗牛宿之处的禽称为牛、蟹、虎以及井鬼处的羊鹰等的传播，尤其是对星的互相影响，此时传播到国外的概率非常大。可以说，整个地球的历法文明，都源出于中国，这是毫无疑问的，自此不必另外寻找证明。

奎娄宿的冬至点文化诞生了北极菱形标志物崇拜，甚至于带到了金文和甲骨文中。高庙文化出土的猪斗神的獠牙，为秋分点的特征之一，菱形纹见图3.2.6.5，獠牙见图3.2.6.6。獠牙纹位于口部，根据《清华简·五纪》，口代表着义，也代表着秋分点。獠牙或者与秋季收获有关。其源头源自于室壁宿位于先天坐标系的北方或者西北方，这一源头年代为猪豕养殖的源头。其年代最早为尾箕宿为春分点的年代，约在-17500年。在后续的山海经相关章节中，将给出证明。

此阶段的春分点的羊崇拜也深深地植根于民族文化中，见图3.2.6.7的四羊方尊。

觜参宿为春分点的年代为-4850年到-3300年。这是个辉煌的历法时代，不仅仅诞生了斗建十二辰文字，而且诞生了《苏州石刻天文图》所记载的明堂星。此明堂是在斗建的基础上产生的，是中国玉器祭祀文化的开端，是北极文化、冬至点崇拜正式纳入礼节应用的时代。这个时代，也是文字大爆发的年代。十二辰文字在此时诞生，月名文字在此时诞生。其实玉器祭祀文化稍早于参宿为春分点的时代，真实的春分点应起于井宿为春分点，年代上限实际可以延伸至-5800到-5400年。

四方风甲骨文字在此时诞生。神农氏文明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文明，其延续于伏羲女娲、炎帝神农，文明是一脉相承。在觜参宿春分点，猴子崇拜也提上日程，在我国南方云贵地区，至今仍可以看到以猴子为崇拜物的遗留，后世出土的青铜器物上，有双面猴子的器物出现，这是这一阶段的春分点星宿崇拜。见图3.2.6.8～3.2.6.9。但，图3.2.6.9这一器物被错误地分析判断，不能不说是遗憾。

这一时期“目”文化崇拜，源自柳星张“天相”，在鬼宿天目得到传承，在此处大肆发展，在凌家滩文化、三星堆文化中都有体现。尤其是三星堆文化，其文化元素中的“天目”崇拜已经登峰造极，出土青铜器上随处可见。除了春分点崇拜，此时还有明堂崇拜，天鸡崇拜，老虎崇拜等。明堂崇拜文化中的玉璋，为北极文化崇拜。但在祭祀上，赤璋礼南方。在先天坐标系中，南方为冬至点，在后天坐标系中为夏至点。但是后天坐标系的应用很晚，故而，璋应与北极崇拜有关。如果宽泛说来，涵盖冬至点和夏至点，则璋应与权衡有关，与斗建有关。有种说法，《何休解诂》云：“判，半也。半圭曰璋”，则璋与土圭一样，也是用来测量日影的，故而，其与斗建有关，与冬至点有关。其起源于东夷文化，也在三星堆出土。同样备受崇拜的还有春分点文化，还有金乌文化。金乌代表着太阳，具体到星宿上，金乌实际上为五车三柱星宿，为太阳的车舆。这一星宿文明一直延续到毕宿和昴宿为春分点。五车三柱明，一直为术数家和纬书所传承，皆因此处曾经的春分点文化。三星堆文化中还有一个要素，那就是濁，所谓的濁，就是毕宿。而浊，也是鞠，也是蜀，也是鸀，也是蠺，是觜嶲，也是子规或者秭归。然而，她的另一个名字，五车三柱更放光彩，其内的咸池，乃是太阳洗浴之处。所以，三星堆的这个蜀，可能是一只名为子规鸟，也是一只蠺，一只金乌，也是太阳的车驾。她的另一个名字鞠，长期被人误认为老人星，真的比窦娥还冤。其灿烂的文化，天目崇拜，正是源自柳星张为春分点的天相以及天目崇拜，这是春分点诞生的象征物。从其传承看，其源自伏羲女娲，源自神农，为正统的天文传承。故而，其文化极有可能就是为商代所灭的前夏遗留贵族逃迁至此。

在这个年代，斗建十二辰文字诞生，其起点也在室壁宿，旋转方向与月名相反，室壁为子月，终止于亥月，即女虚危宿。-4500年，斗建十二辰的诞生，是人类历史上的头等大事，被各个子文明载入历史，并铭记在后来的青铜器上。那就是“子”。

这个“子”，大家都不认识，体现在青铜器文明上，就是个“人头”，而且人头一般位于虎口。这个虎口是为了标识其春分点的位置。例子非常多，比如图3.2.6.10，日本泉屋博物馆虎食人卣；图3.2.6.11，湖南宁乡出土的商代晚期青铜器，大禾人面纹方鼎大禾鼎；图3.2.6.12，司母戊大方鼎鼎耳；图3.2.6.13， reer美术馆商代晚期青铜兕觥；图3.2.6.14，安徽阜南县朱砦润河龙虎尊；图3.2.6.15，湖北省博物馆，春秋虎食人青铜车軎；图3.2.6.16，陕西宝鸡鱼国墓地西周人兽纹辕饰。图3.2.6.17妇好钺。只是某些器物的命名，未免贻笑大方。

这个子，不仅是子午线的子，也是上天之子，需要护卫，所以才有《大盂鼎》铭文中有“翼临天子，法保先王”之语。至于“子”位于虎口之中，那也是护卫之义。虎，护也。

除此，此处也为记载安登生神农。此时始有“天子”。“卯曰天保”，乃是指天保的由来，前面分析过，保天的位置位于夏至点。具体而言，春分时，在子午线上。其一头为夏至点，一头为冬至点，而“子”位于冬至点。从用途看，保天作用，是为了对正并保障“子”的位置的准确性。

而天保的作用，却似乎是实施保护的主体。被保护的对象为冬至点这个起点的十二辰的“子”。“保”，是保护的十二辰的“子”，代表着冬至点被纳入管理崇拜的核心，也标志着北斗技术在历法中被用来指示时节。

天保这个名词，被用于秋分点，作为实施保护的主体，其为什么具备保护别人的能力？我想，首先，其为神明，而且是大家公认的神明，才具备此等能力。而唯一具备这种能力、并位于西方的就是西王母。根据我的分析，西王母为秋季食神，其年代位于西方在-8600年之时，位于戊位，开始位于西方。这个就是商代司母戊鼎的方位。这个神位，其源头的神力来源于东方，在尾箕宿位于东方的时候，代表着华胥，代表着女娲，代表着长生、代表着多子文化的子孙昌盛，也代表着太阴历历法。故而，这个天保位，在这重含义下，是多方位的。

保天。一般指太微垣，太微垣不是最早的保天，在进阶篇，第三章，第八节的分析中，天市垣的左右垣的开口，正对着氐房心宿，在-8600年，房心宿为夏至点，为最早的保天位置。虽然不能十分肯定，此时或者已经诞生了十二辰的子，但是，这种概率还是存在的。如果是，则迎合了保子的概念。即使十二辰没有全部诞生，也有可能诞生了部分，或者为其他的别名。

最后，还与春分点有关。在-4500年，觜参宿为春分点的时刻，东方为尾箕宿禽称虎，西方为四象虎，二虎衔子。正是图3.2.6.14之象。

十二辰的子，在其诞生之时。为方位的子，但到了后来，其与儿子的子合二为一，已经无甚分别了。正如我们看到的上面的“子”的图，其为人的头像，然而，在有些面纹图像中，子，由很多部分构成。如，《清华简·五纪》中，提到“眼耳口鼻心”，正是这些部分，构成了子的面相，这或许就是这类图像的部分含义。在神农氏文化中后期，甚至于到了黄帝以及夏商周时代，这个子，其文化，兼具春分点、秋分点、夏至点和冬至点文化的多重身份，备受尊崇。

七、黄帝以及尧舜禹时代、夏商时代

黄帝的开始年代，大约在其明堂星宿位置移到了轩辕十四的位置，轩辕十四位于轩辕十六和轩辕十五中间的位置，其年代约为-2340年。距今4364年。此时，轩辕星像一条长蛇或者蚯蚓位于明堂。又像一辆车舆位于中央，或者也可以比喻为一只大龟，大龟也许就是黄帝的黄字象形的由来。其上为三台，三台，又名三能，可以为熊，又可以比喻做大龟。轩辕音韵作玄鼋，或者大龟也是其名称由来。假如将长垣定位为黄帝明堂，则其年代要靠前得多。其年代为-2800年，距今4824年，到底位于什么年代，很难定论，总之，在这年代附近。在这一年代，其承袭了觜参宿为春分点、室壁宿为冬至点的灿烂的文明，创造了闻名上古的黄帝文化，为中华文明之祖。夏商周也承袭了黄帝文化，将其推向了更高的高度。

天文上，在-3300年，子午线穿过附耳即五车三柱，五车三柱为金乌，为鞠，为子规。子规又可以写作觜觿，其名字的原型，是当其位于冬至点的时刻，其为龟。其由龟变为鱼，变为鸟，是有迹可循的。

也许在-2200年，斗建十二辰最终固定了下来，从汉代栻盘的栻盘上，我们可以窥见端倪。此年代，十二次文字完善期，其开始于玄枵，终止于星纪。根据文献，十二岁为一纪，故而，其起点不应为星纪，但其名称非常古老，应当不是一时之发明。十二年或者十年为一纪，这与远古的纪年有关。

下面的几幅图，展示了这一时代的相关星宿文明。图3.2.6.18左龙右虎，正是夏代的相关星象文明。图3.2.6.19，正是展示的毕宿为春分点和心宿为秋分点的文化，图中的右侧为天鸡，但是其心脏处，有一个“心”字，正是心宿其位。图3.2.6.20展示了金沙文化的金杖，其用箭将鱼纹和凤鸟纹穿在一起，预示着其文明来源，即来源于五车三柱的“水鱼之囿”和胃昴毕的天鸡禽称；来自此处的金乌，来自此处春分点的子规，也就是鞠。其最下面的纹饰巧妙地将人头面纹和虎纹的间次掺杂，融而为一，正是虎口护卫子的含义。这也证明了三星堆以及巴蜀文明本来就是本土文化，不是一些崇洋媚外之流鼓吹的“来自西亚的某某文明，来自希腊或者其他某某文明。”这些且不论，仅仅只是鱼纹，其来源于古老的华胥老祖，尽管当初仅仅是为了多子多孙，开枝散叶。其传承之久远，又岂是其他文明可以论道比拟？